昨日，有关部门公布了82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以下简称“奶粉企业”）名录。这标志着奶粉新政的工作告一段落。
去年6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号称“史上最严”的新规《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发布，要求今年5月之前完成对现有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的换证审查工作。
显而易见，此次奶粉新政目的是要提升国产婴儿奶粉的质量安全，提高国人消费信心。
目前，新政的效果尚有待观察。但是，国内奶粉企业的门槛确实提高了很多，成本也有所增加。
有媒体报道，有的奶粉企业为此次能换到新的许可证，花费了1亿元进行改造和整改。据此分析，若是新建一家奶粉企业，其投资金额也不会少。
不否认，婴幼儿奶粉关乎婴儿的健康，前置审查和许可证还是需要的。但是，这类产品其实没有什么科技含量，重要的还是企业的诚信和责任心。因此，过程监管比前置审查更为重要。
其实，国内很多政府部门对事前审批、审查从来不缺乏热忱，但作用和效果却有限。比如，企业在A股上市的审批可以说是全球最严厉的，但不少企业上市后就变脸。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轻事前许可和重过程监管成为本轮经济改革重要的原则和方向。
因此，对于此次新政的必要性，以及是否有违改革精神，有待商榷。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未通过审查、申请延期和注销的51家企业，由于新政将面临停产。企业停产意味着经营者要遭受巨大损失，很多人可能因此失业。关键问题是，从公开信息来看，这些企业不是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而是因为没有及时换到新颁发的生产许可证而停产。这简直是对新政的讽刺。
退一步讲，对于成功换到许可证的企业，若原本产品没有质量问题，却被要求改造，这也增加了其负担和成本。
众所周知，趋向严格的审查、换证，有可能给审查发证机构和人员带来寻租和腐败空间。所以，我们难免产生这样的担心：这种“一出问题，就提高行业门槛和审查标准”的做法，是否存在利益驱动的因素？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行政手段造成的门槛上升及行业集中度增加，会减弱行业的竞争强度。这是否会与企业高昂的“改造成本”一起推高奶粉的价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