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软件公司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中有35%是华人。甚至有研究认为，仅在美国太空、军事等敏感部门工作的华人专家就有2万多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对本刊记者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我国已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第一人力资源大国，但目前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王辉耀认为高端人才流失将给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在损害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等问题。
对高端人才吸引力何以不足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高端人才吸引力较弱，这是正常的。”王辉耀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人才生活、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比如环境污染带来的压力。“在国外已习惯了蓝天白云，对食品、饮水安全问题也不用操心。”2011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之后留在当地工作的小谢说，在国内显然要更加“小心”。
海外高端人才对子女教育也要适应。有“海归”就反映道，“有些孩子连汉语都说不流利，更别说参加高考。”
回到国内后，前微软公司资深开发主管李成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工作与生活压力骤然加大，尤其是加班大大增加。“在国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对于加班的时间、报酬都有明确的限制。”
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创新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高校作为培养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重镇，目前的考核方式太急功近利。”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为本刊记者举例说，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华人科学家张益唐担任讲师近10年，埋头做研究，才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国外，一个学者可能十几年都默默无闻，十年磨一剑，最后一鸣惊人。”袁持平说，有潜质的高端人才渴望做大事，这需要长时间磨练，“但现在很多高校下硬指标，每年出论文，3年一大考；若3年没成果，即使学校不下‘逐客令’，也会带来巨大心理压力。”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在海外拥有庞大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群体，其中不乏各行业精英，构成了我国在海外庞大的人才资源库。“如果将这部分群体中的高层次人才吸引回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在国外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战略转型的实现。”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志勇建议说。
吸引高端人才我们缺什么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保持稳定增长，加之中国政府积极推出多项优惠政策，使得大批出国留学人员和在外工作多年的精英选择回国发展。同时，中国在去年出台的“人才签证”和“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待遇”等多项政策，也推动了海外人才来华或回流。
经济学家信息中心(EIU)此前发布的《全球人才指数：2015展望》报告预计，到2015年，中国人才指数排在60个国家的第31位，美国、丹麦、芬兰位列三甲。该报告还提到，到2015年，得益于人才政策变动，高端人才在中国将尝到更多甜头。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人才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国仍需在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发挥留学人员作用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多管齐下，提升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王辉耀认为，应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获得门槛。目前，每年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达数十万人，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还会有更多外国公司、外国人才来中国发展，未来10年申请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入籍中国的诉求将进入高峰期。“目前每年批准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数额可以实行配额制，并大幅增加。”王辉耀说，尤其对海外高端人才可简化签证审批手续，既节省相关部门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推动人才环流。
另一方面，留学人员的智力密集作用应得到充分重视和发挥。王辉耀认为，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影响还很少体现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上。他建议，应争取使留学人员成为一个具有相关资格的参政议政主体，在政协中专门设立针对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界别。
国内一些制度环境也亟待改善。比如，可以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制，建立国际人才薪酬激励体系，完善人才激励环境，放宽留学人才、海外人才进入政府工作的限制，为人才竞争制造宽松的政治环境等。
多位专家认为，顺应人才国际化发展的潮流、创新工作机制、改善我国人才发展的环境，是用好高端人才的前提。袁持平说，中国高校可以更宽容，给学者时间和空间；国家则应当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创业环境方面，完善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等相关法制建设、鼓励创新机制、地方创业环境得到提升的时候，中国吸引高端人才的‘药方’自然就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