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短路打火。
起火的配电箱被拿到沈阳做了鉴定，被认定为这场大火的火源。“只要短路，电线的绝缘皮马上就着。”曾经的粮库电工史凤忠说，火苗又引燃了旁边的苇帘，随后蹿上粮囤。
按照规定，粮库的两名电工肖艳华和王四应该“跟班作业”，但他俩很可能不在起火现场，“挪转运机拉电线的活都是黄队长和刘国柱干。”工人曹德利说。黄队长和刘国柱都是普通工人，没有电工资质，“就连王四有没有电工证别人也不知道”。
放在以往，这些都只是隐患，但这次，事故发生了。
火起来几分钟后，粮库的消防员刘岩就开着库里唯一的一台消防车赶到了，可没一会儿，消防车没水了。他赶紧开车去加水，车又没油了。
20多分钟之后，林甸县的6台消防车到了，但火势已无法控制。等消防车到了20多辆之后，囤区已经火烧连营，“而且风势仍然很猛，消防车只能站在一侧救助单排粮囤。”曹德利说。
第2天上午9点，大火才被完全扑灭，共有80个粮囤过火，每个粮囤储粮590吨。
直属库主任郜彦平，两个副主任，一名综合科长，两名电工，两名工人，一名消防员被移送公安机关，但很快，主任郜彦平和副主任罗洪权被取保候审，其他5人反而被刑事拘留。
给这场大火披上神秘色彩的，是起火的前一天，中央巡视组宣布进驻中储粮，让网络舆论认为这是不是一场人为纵火，意在掩盖什么。但包括史凤忠在内的花园镇居民都不这么认为，“今年库里有的是粮食，不会亏空”。
而且，他们认为中央巡视组距离花园镇太过遥远，尽管他们盼了很久。
粮改明星
“13个月里，我们去北京4次。”曾经的花园粮库职工崔海龙说。
“这座粮库就是我爷爷建起来的。”崔海龙说。1973年，崔海龙的父亲曹东玉也成了粮库职工，再过了20年，只有十几岁的崔海龙成了这个家里第三代花园粮库职工。
“那个时候都是人背着粮食往粮囤里倒。”崔东玉回忆，但缺少机械化作业的情况下，防火却丝毫没有懈怠，“全是靠人动员，都是排着队打更，哪像现在，才几个打更的”。
6月2日，粮库副主任罗洪权在接受采访时说，占地总面积达22.5万平方米的库区，每天只有3个更夫巡逻。
1993年，从林甸县粮校毕业的史凤忠也同他的父亲、3个哥哥一样，成了花园粮库职工。不过，他的身份是一名“大集体”——集体所有制职工，而他的三哥史凤生则是一名全民职工。
这个身份的差异在当时没有多大影响，他们每个月挣相同的几百元工资，尽管收入不高，但同往粮库里交“任务粮”的普通农民相比，他们毕竟是个“吃皇粮的”。“那个时候粮库就有国家补贴，所以收入没有问题。”史凤忠说。但事实上，花园粮库到1998年时，累计亏损已达986万元，人均“负债”8.6万元。
1998年，对史凤忠，对花园粮库，乃至整个中国的粮食行业都是一个重要节点，当时新一届政府启动了首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改革背景之一就是粮食企业亏损严重。按照国家审计署1998年的统计，从1992年4月开始，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29.7亿元的亏损窟窿，平均每天亏空1个亿；粮食企业400余万职工，平均每人每天产生亏损23万元。
谁也没想到，位于偏远小镇的花园粮库，成了这场政企分开的市场化改革的明星。粮改当年，花园粮库便实现盈亏平衡，1999年盈利38.3万元，2000年盈利96万元。
1998年1月上任的粮库主任何敬中是这颗明星的领路人，至今在粮库职工中仍口碑甚高。粮库以前泥泞不堪，他亲自带着职工砌了一条红砖路。
现有的消防家底也都是在何敬中任上置办。在2000年，花园粮库的安全投资就有30万元，购买了一台5吨位消防车，铺设地下电缆1200米，实现了储粮区无架空线路。
粮库的责任制制度也始自何敬中时期，到2002年时，花园粮库就设立了58项管理制度，275条具体规定。至今，仍有职工记得当时的消防要求：坚持安保人员定期培训，现场演练；每天不少于3次检查电子巡检器触点；坚持领导带班、值班制度。
2002年时，花园粮库成了黑龙江全省706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中，唯一的省模范集体。
临时电工
1998年粮改的另一重点，是人员改革，对企业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大集体”史凤忠和他的全民职工三哥史凤生一起，领到了一样的工人合同聘任书。
人员改革的一个结果是下岗。何敬中一次就裁掉了47人，占原职工总数的39%，上级要求的三年分流任务花园粮库一年完成。
“但何敬中对下岗工人有人情味。”一名下岗职工说。何敬中把这47名下岗职工与上岗职工一样纳入管理体系。为了让他们再就业，粮库收拾了一座临街的废弃库房，让下岗职工搞多种经营。
“粮库需要临时工时，全部雇用下岗职工。这样一来，下岗职工自己经营和回岗打工的收入甚至比在岗职工还高。”这名下岗职工说。
何敬中还安排了17名职工去培训深造，史凤生就在其中。培训完后，史凤生却下岗了。
史凤生下岗的背景是2004年的“二次粮改”，这时，何敬中已经退休，继任者为现任粮库主任郜彦平。何敬中如今身患老年痴呆，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认清。
这一次改革下岗，史家4兄弟、崔海龙父子都未能幸免。但1998年那份聘任合同并没给史凤生和史凤忠兄弟带来平等待遇，靠着全民职工身份，史凤生被以每年400元买断了19年工龄，“大集体”史凤忠则没有拿到分文补偿。
黑龙江省的“二次粮改”源自省粮食局等部门发布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要求保留269个骨干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其中提及这些保留企业要分流富余人员。林甸县9家粮库中只有第一粮库和花园粮库被保留，其他几家随即先后倒闭，不久，第一粮库也被拆掉盖了楼，花园粮库成为“独苗”。
几个月后，黑龙江省粮食局又下发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被保留企业定岗定员，按照级别，人员标准为40-150人。但在文件印发的第2天，崔海龙就被解除了劳动合同，下岗了。“花园粮库定岗标准是70人，可最后只剩下8名正式职工，全是中层以上干部。”崔海龙说。
电工史凤忠下岗后，粮库的电工换成了郜彦平的小舅子王四，“郜彦平的大舅子和侄子也进了粮库。”史凤忠说。他们的身份都是临时工，因为1998年粮改时，黑龙江省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粮食部门人员只减不增。现有粮食企业实行定岗定编后，如有缺员，要从系统内调剂或采取忙季雇用临时工的办法解决，不得向社会招工。
电工王四的这份临时工到如今一干就是8年。此后，“花园粮库又招了11个定岗定编人员，其中有5个是留下的8名干部的亲属。”崔海龙说。
不收本地粮的粮库
改革中被保留企业，需要承担政策性任务，包括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经营管理、保障军粮供应及接受政府委托承担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
当时的文件要求保留企业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除接受政府委托承担政策性业务并获取相应补贴外，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可林甸县粮食局还是又帮了粮库一把。2005年，林甸县粮食局在秋粮购销中实行“风险经营”，要求全部粮库职工缴纳风险保证金，一把手15万，普通人员5万。最终，花园粮库只有8人，也就是仅有的8名在编职工缴纳了保证金。“我也要求去交5万，可是粮库让我再交15万的匹配资金。”史凤生说。其他已下岗但不承认下岗的职工同他一样，都被如此拦在了风险经营之外。
风险经营的结果，据史凤忠介绍，是花园粮库按国储库性质收购了2万吨国家专储粮，领到了每吨80元，共超百万的补贴款，“8个缴了风险金的人每人分了3万元”。
在他看来，郜彦平把2004年花园粮库成为被保留粮库的文件封存起来，不让职工知道企业可以享受国家补贴。2011年5月，林甸县工信局曾给上访职工一份书面回复，对于花园粮库的8人“分红”问题，称“由于改制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者分成很正常”。
花园粮库的“二次粮改”，造成了下岗原有职工、再聘用临时工的怪现象。而另一个怪现象，是2008年被中储粮垂直管理后，便几乎不再收本地粮食。
几个月前，吴海英把自家打下的2万斤玉米卖给了粮贩子，每斤7毛4分钱。林甸玉米5月下种，10月收获，其余时间作物便无法生长。从收获开始到下一年入伏前，玉米陆续出售。
2010年，林甸县粮食产量达到了29.8亿斤，从那年开始，林甸成为全国产粮先进县。但也在这以后，“花园粮库里就不再有本地一粒粮。”吴海英说。
花园粮库的粮食都是载重几十吨的卡车从外县拉过来的，“粮食的品质不如本地，我们种的玉米黄里带红，外面进来的颜色偏白。”他说。但从外地收粮可能潜藏巨大私利，“粮贩子8毛多一斤收进来，再以一块多的保护价卖给粮库，中间的差价不就落到了个人手里？”甚至有传言称，外地的粮食就是粮库领导个人收进来的。
“没证据的事不能瞎说。”吴海英说。火灾过后，粮库的账本已被查封，最高检也已挂牌督办此案。
一场大火，烧起了吴海英对粮库老主任何敬中的怀念。1999年时，何敬中组织7个工作组到农户家里，“调查摸底，发预购票，给农民吃定心丸”。那一年，花园粮库收粮4.4万吨，是过去5年的总和，“那时真是看到了扭亏的希望。”一名粮库职工说。
如今，靠着国家补贴，花园粮库早已不用担忧盈亏。但一把大火，却仿佛将这座粮库拉回到了1999年时粮改的起始。林甸官方公布，截至6月4日，林甸直属库火灾现场共疏散出粮食4.54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