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一季度餐饮环节抽检结果，18批次米及米制品有8批次镉超标，不合格率44.4%。也许是担心引发公众恐慌情绪，有关部门强调此次抽检样本数较少，结果不能代表广州整体情况。但该市顺德区20日抽检27处销售点，又发现6家店里大米镉超标。
虽然抽检样本代表性欠缺，但足可管中窥豹，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产业界与社会的高度重视。针对有关数据，有专家出来“消毒”说，目前大米的国际镉限量是0.4毫克每千克，我国限量是0.2毫克每千克，而广州大米镉含量最高0.4毫克每千克，在安全范围内。但我国南方人口三餐吃米，大米镉限量套用“国际标准”，不是负责的看法。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先制定一套食品安全标准，平日不停念叨自己标准之高，等食品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我们便放弃国家标准，退守所谓“国际标准”。问题在于，世界大米年产量7亿多吨，中国超1亿吨，有8亿国人以米为主食。重金属在中国人体内富集的风险非“国际”可比，制定较严格的安全标准，完全必要。虽然标准较严，但我们无路可退。
从法定国家标准上退守，看似给监管部门开辟了转圜余地，缓冲了舆论压力。往好里想，政府可以从容应对，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公共管理涉及各种资源配置，在没有民意压力的情况下，公权力往往缺乏行动的动力，实际上不作为明显。有的省份毒大米问题突出，但当地政府颇感委屈，话说得很明白，整治起来会影响农业经济，再者全国都这样。这是理由？
这种标准的退守除了麻痹公权力，并不能说服公众，事实上它徒添公众在食品安全上的无力感，危及大家对公权力的信任与支持。最后随着广州镉超标大米曝光，网络上便有了内地居民赴港抢购大米的传言，其中释放的信号，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食品安全无小事，确保大米安全需要各界齐心协力，但它主要是一种政府责任。现在镉超标大米曝光了，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阻断它们走上餐桌的通道。作为前提，政府应加强对加工、销售、餐饮等各环节监管，并坚决公开政府信息。公众亟待获得这样一些信息：市场上大米镉超标率到底多大，镉超标的是哪些品牌、产地是哪里。监管并公开信息，是监管部门的法定义务。
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封杀毒大米只是治标的手段，治本之策是推动源头治理。大米中的镉来自产地土壤，土壤中的镉源自冶炼、化肥等多种形式的污染，要想让大米镉含量达标，必须遏止新的污染，并对历史上富集在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有效治理。还有一项应该马上就做起来的工作，就是对重金属污染地区的土壤进行调查评估与分类，进行种植业规划，指导农民种合宜的农作物。
这些事情知易行难，需要巨大的投入，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让国人生活质量不断地降低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