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潜规则太多了，怎么也看不透
民企老总A：
定时拜访官员和组织饭局
A是深圳的一名民企老总，从事的LED灯具行业，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在长沙、北京均有分公司。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做生意没有人脉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这是他最直接的看法。
A向晶报记者坦承，在他的认知中，所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重要的是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尤其是环保领域的公司，对政府政策灵敏度高。”基于这样的认知，除了管理员工，他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向政府官员反映企业的利益要求，了解政府的各项政策。
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途径去进行游说呢？A一股脑说出了很多：多认识政府官员的家人、同乡、同学、朋友，他们可牵线搭桥找到政府官员；参加各种挂靠上边的企业行业协会，提出行业标准或规则；与新闻媒体记者多沟通，通过媒体呼吁，引起上级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总之，通过各种途径，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呈送给有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以期产生影响。
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通过工商联等半官方机构提出建议，或通过企业或行业所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或提案。如他的一个好朋友C，就是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总，既是区政协委员，又是工商联成员，还是物流行业协会领导。“这些途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的，对于我们这种小公司或者缺少资源的企业，往往只能望尘莫及。”
白手起家创业至今，A也形成了自己一套游说途径。他说，自己会与熟识的政府官员打好关系，定期不定期地上门拜访，特别是通过老乡、同学关系认识的领导，逢年过节多打点，关系维持至他们退休。与此同时，广交朋友，每周基本固定会有个大饭局，邀请不同的朋友参加，其中就有不少是政府中的公务员。“跟基层公务员混熟了有好处，说不定过几年就成了政府官员。”
他还透露，这些年他坚持站在行业角度提出行业研究报告，然后定期通过邮件发送给有过交往的政府官员，或者通过微博、微信等推送，好处是至少大家“还记得我和我的公司。”
国企高管B：
通过代表委员
表达企业“诉求”
B是南方某省一位从事路桥建设的国企高管，一直负责政府关系方面的工作。
他向晶报记者坦言，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这方面有优势。不少国企老总以前就有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反映情况有时候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而不少国企还会去聘用原政府官员做顾问，毕竟他们原有的关系便于游说。”
B表示，国企另外一个影响政府的途径就是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兼职的，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企业界。每年“两会”前夕，国企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都会根据企业高层们提出的问题，做成议案或提案；有时候，这些代表委员还可直接找到熟悉的参与决策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提出企业或整个行业的诉求。
“不得不说的是，国企普遍会优先聘用一些原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官员的亲戚、子女。这种关系对于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道理不说大家也都明白。”
企业送礼者：
送礼是长期的“心理战”
除了上述这些，最敏感的，还属让人心照不宣和疑窦丛生的“送礼”。
在深圳，梁音（化名）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家企业的政府关系专员，但干了将近五年，却仍然没有摸着门道。"我们做一个项目，总是会有与政府人员参加，事前要有打点，参加活动时要有接待的礼品，事后也要“有所表示”。
“行贿和礼品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政府人员说话又含糊其辞，做了这么久，每次我仍然要请示大领导，或请他出面，才能把事情搞掂。”她如是说。
企业一般会如何加强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游说活动中有潜规则吗？接受采访的企业高层A和B，都不由提到了送礼。“这应该说，是一个透明的潜规则，送礼其实很普遍的。不过，送钱太危险了，字画、邮票、古玩等艺术品，这些年会比较多，其实，高官们多少会有些收藏爱好。"
A称，抛开钱财不说，送礼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战”，毕竟是一件“见不得光的事”。他透露，与政府官员打好关系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有时候"只得自己出马"，并且必须是常年的投资，而且断了一年，第二年就很难打理。一般来说，他会利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亲朋父母生日、孩子升学、结婚等机会给官员送一些礼品。有时候，配合官员们喜欢打牌、旅游的休闲方式，来拉近与他们的关系。
当问到企业赠送礼品受到一些什么法律、规定的约束时，B表示，主要是法律对于行贿的规定。国企送礼首先由各个部门向上汇报，确定需要给哪些单位送礼，再由领导决定送什么、以怎么样的方式送。“一般，根据往年的惯例和事项的重要程度而定，但其实在企业内部，谁也不想摊上这样的累活。”
“就‘送礼’而言，民营企业和政府官员的关系，要比国企的好。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受到的约束比较多，而民营企业则要灵活得多。”他说。
呼吁：
何时游说行为能放在阳光下
接受采访的企业高层A与B均向晶报记者坦言，企业游说政府行为，几乎是企业的普遍行为。那么，为什么当下，这种行为在方式上总是遮遮掩掩，很少见光？这种行为的存在是否有合理性？
专家和律师均表示，政府的政策和立法活动需要多方辩论，尤其是其存在的合理性，“真理越辩越明”。但在游说方式上，的确应该尽快予以规范和引导。
政府应制定
相应的程序规则
在我国，企业的游说活动仍是“隐身行业”，缺乏透明度，更多是遮遮掩掩进行。在游说的过程中，存在很多的灰色地带。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申玉峰由此提出，政府应从制度上规范企业的游说行为，制定相应的程序规则，而政府将企业的游说行为及政府的决策依据和理念放到阳光下，则是任何制度的基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则提出了一种让游说行为见光的可行性路径。在他看来，首先是要为游说提供能够促成与企业开展对话的伦理标准；第二步，则是要把这些关于企业活动的标准和信息，传递给外部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使他们能够和企业的经理们对企业游说行为的伦理规范展开对话。“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全部，但至少能为我国企业缺乏规范的游说活动提供了一个矫正方案，而且目前的社会环境也比较成熟。”
不过，律师申玉峰并不认为该办法可行。他指出，从伦理上规范企业的游说行为有难度，因为企业的游说行为是从利益出发的，而伦理上的规范在利益面前软弱无力，更不要说伦理的标准模糊，没有监督机制等先天缺陷了。
企业也期待
去掉“灰色地带”
A和B坦言，一般来说，只要政策的改变或某种偏向能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并且有较大可能影响到政府机构，企业领导都会尽最大可能去游说，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很少考虑到所谓的伦理标准。“但其实，大家都特别希望能有相应的标准，在这种不明不白之中，所有企业都是受害者。”A说。
企业为何希望能有游说伦理的标准呢？A给出的理由是，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应该以一种合乎伦理的方式运作日益关注。现在的社会，不再单纯强调企业能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或者说，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能提供利润来增进社会福利，在物质极为丰富的今天，民众期望企业能以一种尊重基本伦理标准的方式，来开展这些游说活动。“民众很关心商业贿赂事件，一旦某个企业陷入和贿赂丑闻，对企业品牌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指出。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B则认为，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们能快捷获得上市公司的各种信息。“投资者会对新闻媒体上报道的、从事不合伦理行为的企业，做出消极的反应；而新闻媒体对伦理上有问题的企业游说活动的报道，往往也会促使企业经理们在进行游说之前，检查游说程序的伦理问题，因为一旦有负面信息曝出，就会直接导致股票大跌等连锁反应，不少企业高管们为此整天提心吊胆。”
声音
律师申玉峰:
政府作决定须按法律程序来
游说活动是国外一种非常正常的行为，拿美国来说，游说活动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游说活动的历史几乎就是美国立法的历史。国外如美英等国家，多数通过对议员即立法者进行游说。即：在不违反相关法规约束的框架内，通过院外活动，使立法机关能通过对自己的行业有利或至少不致于有害的法律。
游说政府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其合理性表现在，游说只是一种“情况反映、劝说或要求或申请"，而最终的决定权，取决于政府的决定（含制定规章等）或立法部门的立法。不过，政府的决定，不能仅凭游说集团游说而定，更不能制定出一套向游说集团输送利益、或为其违法行为开口子的决定。政府的决定，必须按照法律及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对全社会都有利的决定！
人大代表杨勤:
企业可游说政府
但政府不能被 “绑架”
通过提建议影响政府决策，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业争取利益，这也不违背国家的法律。
事实上，从自己所代表的人大代表的职责来看，人大代表就是要在站在选区人民的立场上，在其所处行业的利益上，和其他人群其他行业进行公正公开公平的利益博弈，建立这种沟通渠道和机制。
政府的政策和立法活动，本来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只有让所有受到影响的利益，在立法过程中都能得到充分反映，才能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和共识，才能保证公众对最终立法结果的认同和支持。企业因为自身的利益去游说政府，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最好企业能天天去游说政府，反映意见，这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企业可以游说政府，但政府不能被企业的利益集团“绑架”，最终，应该还是由政府以法律为准绳、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做出最终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