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科学家们的“力挺”，另一面是“反转”人士的大声疾呼，转基因技术一直以来处于“冰火两重天”的境地。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多年来站在“反转”一面的英国作家、环保活动积极人士马克·莱纳斯（MarkLynas），近日在牛津农业会议上发表演讲称，“我很抱歉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帮助发动了反对转基因的运动，在妖魔化这项可以造福环境的重要技术选择的过程中出了力。”
马克·莱纳斯在演讲中称自己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每个人有权享有自己选择健康营养膳食，所以一直从事“反转”活动。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从1995年努力到现在，他不但改变了想法，而且还亲口承认自己做错了。他说“答案其实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自己成为了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据了解，2010年全球已有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22.2亿亩，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0%左右，比1996年增加了近8倍。转基因作物出现以来一直处于争议状态。“几年里转基因就在欧洲基本被禁，而且我们的担忧被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非政府组织出口到非洲、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在那里转基因至今都被禁止。”马克·莱纳斯在演讲中说道。“这也是一场明明白白的反科学的运动。”
马克·莱纳斯认为，这种反科学的环保主义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亲科学的环保主义立场越来越无法统一。在马克·莱纳斯看来，面对将来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解决耕地问题、保护雨林问题、水资源问题、氮的使用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生物技术，甚至是转基因作物。
马克·莱纳斯在演讲中说道，“对那些反转基因说客，从英国的贵族、名人的厨师等等到美国的美食家、印度的农民团体，我想说的是：你们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到现在你们必须知道，你们的观点并不受科学支持。我们正在靠近一个危机点，为了人类和地球，现在是你们走开，让我们其余的人开始进行可持续地养活世界的工作的时候了。”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马克·莱纳斯是国家地理出版《上帝的物种：在人类纪拯救地球》一书的作者，他曾经出版过其他几本有关环境挑战的畅销书，他曾与一些反对生物技术的环保组织联系密切，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他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并掌握了科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
马克·莱纳斯在牛津农业会议上的演讲全文
（2013年1月3日）
我想先表达一下我的歉意。为准确起见，我首先在这里为自己攻击过转基因作物几年而致歉。
我也很抱歉自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帮助发动了反对转基因的运动，在妖魔化这项可以造福环境的重要技术选择的过程中出了力。
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而且是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自己选择的健康营养膳食的一个人，我本不应该选择如此事与愿违的一条路线。我现在彻底后悔了。
那么我猜你可能在想，从1995年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不但让我改变了想法，而且还让我来到这里亲口承认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自己成为了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在我第一次听说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时，我清楚地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是个美国大公司，有着不良记录，不告诉我们就把一些新的实验性的东西加到了我们的食物里。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好像是你所能做到的最非自然的事情，人类获得了太多的技术威力，这一定会导致的可怕的结果。这些基因会像有生命的污染一样散播。这会是一场噩梦。
这样的恐惧像野火一样蔓延，几年里转基因就在欧洲基本被禁，而且我们的担忧被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非政府组织出口到非洲、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在那里转基因至今都被禁止。这是我参与过的最成功的活动。
这也是一场明明白白的反科学的运动。我们用了大量的图像表现科研人员在他们的实验室里一边搭着构成生命的积木一边邪恶地怪笑。从而有了弗兰肯斯坦食物的标签，这绝对跟人们内心深处对科技力量被偷偷用于制造非自然东西的恐惧有关。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是，真正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对它的反应。
对我来说，这种反科学的环保主义跟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亲科学的环保主义立场越来越无法统一。2004年我出版了我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第一本书，我决心要把它写成有科学依据的书，而不只是一本奇闻异事集。
所以我必须用关于海冰的卫星数据来佐证我的阿拉斯加行的故事，我还需要用高山冰川质量平衡的长期历史记录来支持我所拍的安第斯山脉冰川消融的照片。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学会阅读科学论文，了解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且还要具备阅读从海洋学到古气候学等很多不同领域文献的能力，而我的政治学和现代史学位背景对这些都帮不大上忙。
我发现自己总在跟一些不可救药的反科学的人士在争论，因为他们不肯去听气候学家的话，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现实。我就给他们讲解了同行审查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只有发表在学术地位最高的期刊上的事实才是值得重视的。
我的第二本书《六度》写得很有科学性，甚至荣获了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而与我交好的气候科学家们也会跟我开玩笑说我对这个学科比他们还懂。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当时，2008年，我还在《卫报》上写着抨击转基因的长篇大论，虽然那时我并没有对这个话题做过任何学术研究，只有很有限的个人理解。即便在这么后面的时期，我也从未读过一篇经同行审查的生物技术论文或者植物学论文。
很显然这种矛盾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真正把我打倒的是在我《卫报》上写的最后一篇反转基因文章下面的读者评论。尤其是看到有人如此批评：所以你反对转基因的依据就是因为它是大公司在销售的。那你是不是也反对车轮子，因为它是大汽车公司在销售的？
我就去读了些东西。然后我发现，我所珍惜的关于转基因的那些信念就跟绿色都市神话差不多。
我原以为它会增加农药的使用。结果抗虫棉和抗虫玉米需要用的杀虫剂减少了。
我原以为转基因只对大公司有好处。结果农民因为需要的投入减少了，能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实惠。
我原以为终止子技术是剥夺了农民保留种子的权利。结果杂交作物早就是这样了，而且终止子技术还从未用过。
我原以为没有人想要转基因的东西。实际上印度有转基因抗虫棉的盗版，巴西有抗农达大豆的盗版，因为农民渴望用它们。
我原以为转基因很危险。结果它比传统突变育种的方法更安全更精准，比如，转基因只改变一两个基因，而传统的育种是对整个基因组到处乱碰乱撞通过不断的尝试来筛选。
那么把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在一起又怎么说呢？比如鱼和番茄？结果病毒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植物和昆虫也一样，甚至我们自己也是－－这叫基因流动。
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在我的第三本书《上帝物种》中，我从一开始就抛弃了所有的环保主义正统说法，试图从星球的视野去看整件事。
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到2050年我们需要喂饱95亿希望到那时已经不那么贫穷的人口，而耕地面积和今天差不多，使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并处在在气候迅速变化的背景之下。
让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解析一下。我知道在去年的大会上有一个演讲是关于人口增长的。这个领域也是被神话所困扰的。大家觉得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穷人生了太多的孩子，而我们需要采取计划生育或更加严厉的措施，比如独生子女政策。
现实是全球平均生育率降到了2.5，而你如果考虑到自然更替生育率为2.2，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高。那么大量的人口增长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来自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长大生儿育女，而不是在幼年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是我们这个年代里最大的好消息之一，而这一伟大成果发生的中心地带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并不是说那边有更多的小孩出生，事实上，用汉斯·罗斯林（HansRosling）的话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峰儿”（儿童的峰值）。就是说，今天有大约20亿的儿童，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以后永远也不会有更多的儿童了。
但是今天20亿儿童中的更多人将存活到成年并生儿育女。他们是2050年的年轻人的父母。这是2050年95亿人口预测的来源。你并不需要通过失去一个孩子（神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甚至也不一定非要等当了父母才知道婴儿死亡率下降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么多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按照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面对超过100%的全球需求增长。这几乎占据了GDP增长的全部，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还因为我们正在一步步消灭贫穷，而普遍发生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天仍然有将近8亿人每天晚上是饿着去睡觉的。而我想问一问富裕国家的人，谁会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坏事？
但因为这一增长，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农地非农化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大来源，或许还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来源。这是为什么需要农业集约化的另一个原因：我们需要在有限的耕地里种出更多的粮食，以保护热带雨林以及剩余的自然栖息地不被开发耕种。
我们还需要解决有限的水资源的问题，不仅仅消耗含水层，还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大陆农业中心地带预计会遭遇的越来越大的干旱袭击。如果我们从江河里取走更多的水，我们将加速在这些脆弱的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管理氮的使用：人工肥料对于养活人类是必要的，但使用效率低下造成了墨西哥湾以及世界许多沿海地带的死区，也造成了淡水生态系统中的富营养化。
光坐在那里希望技术创新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宣传，要更有策略才行。我们必须保证技术创新能进展更快，方向正确，而且为最需要它的人们服务。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曾经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当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1968年发表《人口炸弹》一书时，他写道：“要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无论现在开始什么样的应急计划，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都会有上百万的人死于饥饿。”他的意见是明确的，在印度这样的烂摊子国家，人们迟早是要挨饿的，所以应该取消对他们的粮食援助，以控制人口增长。
埃利希并不是命中注定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大家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几亿人都可能已经不必要地死去了。但在该事件中，营养不良的现象大大降低，印度成为了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要感谢诺曼·博洛格（NormanBorlaug）和他的绿色革命。
重要的一点是要记得，博洛格和埃利希一样担忧人口增长的问题。他只不过觉得值得为此做一些努力。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因为他认为应该做能够做到的事情，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有足够的食物。
那么诺曼·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转向科学和技术寻找答案。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种，从衣服到犁，技术是区别我们与其他猿类的主要特点。他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主要驯化作物的基因组上，例如，如果小麦可以长得更矮，而且更注重于长种子而不是长秸秆，那产量就会提高，由于倒伏而造成的粮食损失也将减少。
在博洛格2009年去世之前，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与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反对农业现代创新的人作斗争。他说过：“如果反对者成功地中止了农业生物技术，他们可能就会让他们已经预测了近40年的饥荒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变成现实。”
而且，由于从富裕国家蔓延开来的所谓环保活动，我们已经离这样的情况很近了。生物技术没有被他们中止，但成本被弄得过于高昂，让除了巨无霸公司之外的所有人都只能止步。
现在在各个国家，让一种作物通过监管系统需要花费几千万美元。其实我刚刚从作物生命协会看到的最新数字表明，从发现一个新的作物性状到完全商业化，成本是1.39亿美元，所以公开资源的或公共部门的生物技术确实没有机会。
令人沮丧地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反对生物技术的活动者抱怨说，转基因作物只有大公司才能销售，而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出了更大的力。
在欧盟，该系统处于停滞状态，很多转基因申请已经等待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被法国、奥地利这样的反生物技术国家的扭曲的国内政策永久性地搁置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监管延迟从2002年的3.7年增加到现在的超过5年半。官僚主义的包袱越来越大。
法国，请记得，他们曾经很长时间拒绝接受马铃薯，因为它引进自美国。正如一位评论家最近所说，欧洲正处于成为食物博物馆的边缘。我们这些饮食无忧的消费者被过去传统耕作的浪漫怀旧蒙蔽了双眼。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所以我们有条件沉醉于自己的美学幻觉中。
但同时，主要粮食作物的全球产量增长已经停滞了，正如乔纳森·弗雷（JonathanFoley）等人上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研究所表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