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肖畅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近日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语出惊人，他称：“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是全世界监管力度最强的国家。”因为这句话，他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也许是为了避免被误解，陈君石接受了媒体专访，详细介绍了一些领域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分析了工艺规程的现状和不足，介绍了食品污染所呈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反思了当前食品行业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而从社会角度提供了观点。如果不是断章取义，陈的核心观点大概有两点：其一，食品问题要通力合作来解决，监管只是合力之一，不能代表全部力量；其二，企业是第一责任人，如果食品行业千疮百孔，媒体、政府都只能疲于救火，顾此失彼。
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又有几点质疑：首先，食品问题固然需要通力合作，但各股力量作用是否相同？是否存在首要力量？其次，企业是第一责任人，但谁来塑造企业责任？企业失信的根源又是什么？
食品安全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不能被简化理解为监管问题，这是陈的基调。然而，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对问题的排序自然有先有后。媒体、公众未必是认为“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相信更多人只是认为政府监管是第一个环节，需要最先予以夯实。客观理性地讲，我们要理解政府监管的难处，但理解归理解，我们对政府监管的期待却只有底线而没有上限。也就是说，只要食品问题出现了，被曝光了，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监管，是拷问监管是否到位，能否做得更好一点，再好一点，其次，我们才有必要综合全面地分析食品问题，并从媒体、企业乃至司法领域继续求索答案。
总之，政府监管不是被赋予了全部责任，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更何况，这个更多的责任是否履行到位，甚至是否如陈所言“全世界监管力度最强”，这很值得推敲。更进一步思考，政府监管也不是事后监管而已，作为第一道防线，它必须联通各种力量，带动相关制度的构建。正如企业召回制度，企业责任追溯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构建，都应由监管部门负起首要责任。当然，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问题不一定能全部解决，这时，我们要继续思考侵权责任的诉讼如何进行，赔偿制度如何建立，等等。
陈君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更是我国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堪称问题食品方面的顶尖级专家，其发言专业而独到，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另一方面，陈君石又自矜其专业优势，对“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独立判断力”深表怀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专家病”的体现，将自己的专业意见放大，而将公众的经验、感知给缩小，认为后者的理性弱于前者，从而导致专业意见变成偏见。在这样一个年代，专业知识、专家意见不仅负责专业领域，更加负责公共领域；它们让公共生活服从于专业意见的安排，而非让专业意见自觉扮演工具角色，让公众学会拣选专业意见，利用专业意见与公共部门打交道。
食品问题相当复杂，但对食品问题的基本认知不能含糊。我们不能简化问题，也不能让问题变得浑沌不清，仿佛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这个前提下，专家可以从专业角度判断问题，但不要轻易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抛出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