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数额较小的消费纠纷，消费者在衡量维权成本后大多放弃维权，或者势单力薄难于举证，如果消协具有公益诉讼职能，则可以代表不特定的多数受害者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赔偿。在昨天举行的“消法的修订与完善国际研讨会”上，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建议在《消法》中增加消费维权的公益诉讼制度。
建议一：国务院设立消保委
消费者保护横跨多个领域，但目前我国仅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设立了消费者保护局，行政级别偏低，权威性不足，诸多协调工作不能有效展开。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权益保护法学会会长杨立新建议《消法》规定，在国务院设立消费者的议事协调机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负责制定、协调消费政策，主管、监督全国消费者行政工作。
建议二：网购增设反悔权
网购越来越普及，买到手后发现收到的商品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维权难度非常大。电视、电话等远程购物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米新丽教授认为，由于此类销售方式中，消费者容易在缺乏思想准备，或无法对商品、服务的质量进行鉴别而又完全依赖于经营者提供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非理性消费，《消法》应当设“反悔权”制度，给予消费者一定的“犹豫期间”。
长期从事消费者保护诉讼的邱宝昌律师建议，在《消法》中消费者的权利部分，增加一条：“在直销、非现场购物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时，消费者享有不少于30天的试用期，在试用期限内，所购商品、接受的服务如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的，消费者可以退货、解除服务合同”。
建议三：突破惩罚性赔偿上限
消费纠纷发生时，商家往往按照《消法》中规定的“两倍”、“三倍”、“十倍”等计算标准对消费者进行赔偿，但均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为计算基准，并不足以约束那些个体侵权数额较小、主观侵权恶意较大的不良商家。
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借鉴国际经验，以实际损害数额为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标准。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董青表示，应取消惩罚性赔偿上限，“不能让不良商家事先已经计算出来违法成本的多少，并以此来衡量是否进行违法行为。”董青认为，现阶段维权成本过高，对那些本来标的就很小的消费纠纷而言，沉默可能是消费者的无奈之选，“突破上限的消费赔偿在客观上会鼓励消费维权行为”。
建议四：强化广告代言人责任
“毒胶囊”事件一出，有网友在微博上历数曾为被曝光企业代言的明星，认为他们也应担责。近年来，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明星利用其社会影响力盲目追求经济效益，不顾产品质量为其代言。
对此，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葛友山提出，应当借鉴《食品安全法》规定，强化广告代言人责任，建议《消法》第三十九条增加一款规定，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内容虚假仍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