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中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1.2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的基本稳定。
这些年中国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等等，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海外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均凸显了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
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一些海外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在外交应对上，中国有时会陷入某种被动局面，应对选择不足，方式不够灵活。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
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微博)(12.49，-0.13，-1.03%)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门卖官买官盛行，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各级均有部分领导干部涉案，有的贪得无厌，金额数以亿计，有的敛财贪色，情妇、二奶众多，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其次，腐败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检察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有部分法官、检察官犯案，个别地方甚至“一锅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法院、检察院是主持社会公道的重要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其腐败使社会正义平台受损。
第三是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还被资本严重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均比经济领域的腐败影响更严重，这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
不容回避，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某些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和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一些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各种侵蚀。
从互联网上看，2011年被戏称“最励志”的段子是“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最无奈”的段子是“拼搏不如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戏称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既荒诞，又低俗。
在2011年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因为许多人不把普通公众的孩子当回事。一些公众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一些突发事件和事故中去，即使是政府有所作为，社会上也会充满某种不信任情绪。
对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决策、任何改革措施，翻看微博、论坛或网民留言板，有不少 “我不相信”的反馈，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评价。部分网民中弥漫着一股“2012情结”——玛雅传说中的所谓世界末日，草根民众对社会不公无力改变，无可奈何，产生玉石俱焚的“集体焦虑”，这很容易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在到处宣泄。
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却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有所泛滥，人文精神有所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一些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健康堪忧。
上述种种问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但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几乎没有一件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一件要反中央，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因为有外来干涉。
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对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有一些总体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我们还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走出转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
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中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仍然用得上20年前的一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当前，应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改革攻坚阶段。
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应考虑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到2004年，我们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基本达到。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第二阶段。
这个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因此，“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
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中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十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中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当前改革攻坚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它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非常需要全党统一认识，统一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上来。今天回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
1.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小平同志提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使人们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理念、政策、措施和做法。小平同志一再指出，改革积累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谁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这就有预见性地解决了改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说得多好啊！
闯者，勇也。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人被赞为闯将。小平同志就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进入改革攻坚阶段，我们更需要勇于冲破一切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一股闯劲，有一股勇气，闯出改革的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