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围绕食品安全问题，舆论持续关注，监管部门也一再表态，但食品安全事件依然不时出现。想真正打开死结，绝非易事。
其实，说来说去，根治食品安全的乱象，既要靠商家有良，又要靠政府严厉监管，二者缺一不可。现实表明，食品安全的危机，问题既出在前者，也出在后者。当然，从食品产业发展方式的角度观察，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商家的良知是个道德问题，政府的监管是个制度问题。在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当下，呼唤商家的身体里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极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若行业内自律严格，商家崇尚做有德的商人，则政府监管就轻松，而若政府强化监管，则行业自律水平也会被迫提升——这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天性，决定了仅靠道德、良心难以有效制止一些不良企业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在各类食品安全事件中，部门监管往往缺位、制度建设仍然跟不上需求，这成为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
孔子曾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他又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成本意义上，商家有良知，比之政府下大力气监管，成本要小得多。不过，人心的救赎比法治的监管，工程更为浩大，任务更为艰巨，须从长计议。当务之急，还是得强化制度化的监管，这也算是在经历了许多经验与教训之后的体悟。
政府的监管，一要有完善的监管制度，二要依法严厉执行。制度不完善，则监管过程中必然漏洞百出，一些无良商人就有空可钻；同时，徒法不足以自行，缺少严厉的执行，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过是墙上的花瓶。
回顾过往，自2009年6月1日始，食品安全领域的制度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从这天起，《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结束了此前食品监管中没有统一适用的法律的局面。过去的食品安全监管，依据的是各自部门的法规——质检部门依据的是产品质量法，卫生部门依据的是食品卫生法，工商部门依据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众所周知，在“多龙治水”阶段，有些法规变成了“部门法”，有利争分“蛋糕”，无利或有责则推诿扯皮。《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使得这些现象在制度建设层面得到改观。当然，一部法律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比如，一些食品领域行业标准有很多问题，甚至于企业“绑架”国家标准的事情，也不少见。有一些，背后存在利益交换关系，相关部门制定标准甚至立法，在得不到社会公众和相关利益方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有可能夹塞有利于部门或游说集团的规则和标准。梳理清楚各类标准，加以科学规范，仍是未来制度建设方面的重要使命。
不过，当下最为棘手的，并不在于制度建设，而是有法不依，有制度得不到坚决的执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古人之语，直指时弊。企业的违法成本为什么那么低？为什么一些有影响的食品安全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关键还都在执行上。没有严厉执法，就无食品安全。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此前曾表示，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责任制，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以责任撬动监管体制机制发挥最大合力，倒逼各项法律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和遵守。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如果地方行政首长们头顶上悬着食品安全责任制的“利剑”，食品安全执法的力度不至于是今日这般松软。
严厉执法的前提条件，在于管好监管者。监管者手中之权管不住，管不好，法律、制度的拯救作用必会大大打上折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执行环境，那么，即便是猛药也未必治得了沉疴。当监管者的失职受到严格追究时，相信民间的怨气会渐渐少去，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也定然会出现新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