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2012年1月，北京将重启停止了十余年的医院等级评审。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等4项指标作为评级的重要因素，不合格者将面临降级。此外，北京市卫生局本月将完成该市二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的普查。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完成不好的医院将被公开批评。
中国抗生素滥用与否，曾经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今年4月份，卫生部医政司曾有官员表示，中国抗生素使用情况是好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抗生素滥用，才跟医德医风有关。话音刚落，卫生部旋即公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4月18日又下发了《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此类规定被业内人士冠以 “史上最严”之称。
也许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来自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的统计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抗菌药物购药金额在整个医药市场中占比为25.09％，远远超过其他品类药物。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更为严峻的事实——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到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更触目惊心的是，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滥用抗生素，因此造成的肌体损伤以及病菌耐药性更是无法估量。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抗生素使用现状。近日，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更在公开场合表示：抗生素毁掉中国一代人，中国人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我国是全球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在抗生素滥用问题上，医院显然是“大头”，北京的新政初衷可嘉，也有釜底抽薪的意思。但问题是，整饬抗生素滥用危机，光给医院念“紧箍咒”似乎效果有限，因为在抗生素问题上，集结着医疗领域的诸多纠结——患者喜欢抗生素，起码有三个因素：相对便宜、效果速成、卫生健康知识短缺；医生喜欢抗生素，也离不开三个因素，保险、利润高、效果好。究其二者的取向来看，起码寄寓着三层关系：一是“以药养医”的分配机制，离开抗生素“返现”，医生如何获得体面的薪资？二是紧张的医患关系，互信断裂、公信未建，对抗生素的迷信不正是医患双方分外无奈的一种 “妥协”？三是稀缺的医卫常识，在公众还沉溺于“排毒教父”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食疗专家”张悟本等所谓“养生专家”普法的阶段，信息不对称与医卫常识的匮乏就成了抗生素滥用最好的 “推进器”。当然，“看病贵”症结悬而未解、居民自付医疗成本过高，也是各类抗生素滥用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滥用之殇，绝不仅仅在医院的 “药方”之上：一方面，尽管早在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文要求自2004年7月起，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处方药——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几家药店严守禁令，而区区1000元的罚款上限更成了制衡抗生素滥用的笑柄；另一方面，食品等领域的抗生素滥用渐次露出狰狞的本色，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研究员表示，由于用在家畜身上的抗生素的价格低于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在家畜饲养过程中抗生素的滥用更严重，长期食用的结果，就是在人体内积蓄，成为健康的定时炸弹。
抗生素滥用几可定论，但如何对症下药似乎还需有更宏观、更踏实的视野。毕竟，就算医院不卖抗生素了，它总还有别的去处，而盘踞在抗生素其上的利益关系，显然不是医院与医生所能承受之重。打“抗生素滥用”的板子，千万别再落入蜻蜓点水的窠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