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国各省尚未结合本地出台详细指导性法规，但沈阳市已经开始了在行政范围内的构思。
经过梳理，沈阳豆芽终于有了解决方向，而豆芽无疑打开了沈阳食品安全的通道。
上接B21版
已有27个食品领域职责管理分工达成一致
沈阳市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卫生处处长王长钟告诉记者：“《食品安全法》颁布后，很多细则要由地方省一级的人大立法制定，我们也在规划着一些相关条例。问题豆芽的出现恰巧推动了我们规划的速度。到目前为止，我们先后三次召集农委、工商、质监等8个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就是要明确部分领域食品安全监管职责。”
在食品安全上，像豆芽这样没有明确管理部门、缺少详细标准的类别并不罕见，王长钟说：“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早晨街边小吃摊，到底归谁管？各个摊点上的油条包子怎么出台具体标准？这些都需要仔细考虑并明确下来。”
记者获悉，经过沈阳多个部门的多轮讨论，已经有27个食品领域的职责管理分工达成一致。比如豆芽这类在农产品与食品之间摇摆的种类，就规定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及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质监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加工环节的监管；林业部门负责林果产品生产经营的质量监管；有固定门面店，但将经营场所延伸至店外的占道经营行为，如烧烤摊、大排档等，由市行政执法局负责监管；其食品安全问题由食药监局负责监管；城建部门负责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和处理的综合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
但尚有10项内容没有最后得出统一意见，比如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QS（质量安全）认证食品的管理，食药监部门以及工商部门都存在争议。
这存在的10个分歧，沈阳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均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但还需要上报相关部门，进行最后的确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6月29日在北京表示，要改革和完善现有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解决好分段监管中的衔接问题，减少监管交叉，防止监管空白，同时要进一步加大食品源头污染和初加工环节污染治理力度。
目前，中国食品卫生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个等级。国家标准又分食品卫生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其中国家标准965项、行业标准2900余项。标准之间相互交叉、重复时有发生。还有一些产品根本没有标准，给执法带来难度，也使企业无所适从。
不过，沈阳市卫生局局长闫石认为：“分段管还是一个部门统管，这两种模式没有质的优劣，因为这两种模式存在于不同的国家。提出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由一个部门管理食品安全，这显然是不了解国情。中国有几十万个小作坊，而美国已经规模化生产；美国多是去大超市集中购买，而我国更多是去农贸市场；在美国吃牛排，标准都差不多，但在中国，同一道菜有各种不同的做法，不同厨师也有不同的做法，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当下分段管理是惟一的选择。”
在闫石看来，中国食品漫长的环节也不能由一个部门管理，除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外，如此漫长而又关系重大的系统，如果完全由一个部门管理，“是否会出现权力寻租现象？”
食品安全对中国来说，可能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实质是社会底层人口基数太大，买不起成本高一倍乃至数倍的安全食品。如有的自称绝对安全的速食食品要20多元一盒，而农民工只能买5元的，所以简单怪罪‘黑心商家’于事无补，关键是如何解决分配不公，大大增加社会底层收入，让他们买得起安全食品。”
食品安全问题实质是社会底层人口基数大
“监管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不听话”
专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
华商晨报：您曾经给中国食品安全打过80分，但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丑闻让公众对中国食品安全心有余悸，为何有这样不同的感受？
陈君石：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但远远还没到“我们什么都不能吃的程度”。消费者关于食品安全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媒体，但有的媒体抓新闻时并没有去求证，另一方面，科学家并没有勇敢地跟媒体交流。
而我国还没有形成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物链的监管体系，不同生产环节间的监管存在漏洞，多头监管就造成了一些风险。我认为，这几年国内对食品安全相关制度的投入无论人力、物力都在极大增加。
华商晨报：但与此同时，各种添加剂加注到食品中，仍让公众担心不已。
陈君石：不出现食品添加剂滥用，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有句话我曾讲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决定了目前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欧美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我国从2009年实施《食品安全法》至今才两年多，我们要用几年或十几年去完成发达国家用了近百年才进化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这需要过程。
我国很多食品安全事件出现的原因，是生产规模太小而且分散。我国有一亿多农户进行分散、非规范化生产，包括所有的初级农产品，鸡鸭鱼肉奶蛋等。另外，50万个左右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绝大部分规模过小。只有逐步将我国的农业和食品生产加工业规模化、规范化，才能从源头保证食品的安全。
华商晨报：中国存在的各种标准似乎也在制约食品安全的管理。
陈君石：一直以来我国存在两套国家强制执行的标准：一套是食品卫生标准，是卫生部行政执法的依据；另一套是食品质量标准，是国家质检总局行政执法的依据。
两套标准长期并行，且互不沟通。在实际执行中，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一套标准监督检查合格的食品，按照另一套标准就可能不合格。再加上还有一部分食品的行业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就更增加了标准乱象。为此，2009年食品安全法公布执行后，明确要清理整合现有标准，执行一套国家强制标准，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华商晨报：有人认为食品安全法制定得不够细致，导致很多产品没有管理，比如豆芽？
陈君石：谁说没有管理了，食品安全法已经规定了，地方细则应该由地方出台，但地方迟迟没有出台。不要把行政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转嫁到立法不够细致上。我认为，真正没有立法导致没有管理的是食品安全的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
华商晨报：您曾多次强调，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
陈君石：检测是监管工作的一部分，但不是万能的。比如现在公布的黑名单中有50多种非法添加物，以奶制品为例，不可能把每个项目都检测一遍。成本高，周期长，等50多个指标检测完，鲜奶还能供应吗？高昂的检测费用让消费者来埋单吗？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是这么做的。所以，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华商晨报：那么监管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陈君石：监管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不听话。上亿的农民需要多少人来监管，数十万个食品加工企业，需要多少监督员，关键是要遵纪守法，要讲诚信。当然，政府也应该加强监管，提高执法水平。我们现在不是食品安全标准有问题，而是执行标准的问题。没有生产的规模化，也就没有规范化，标准就很难执行。
本报记者 丛治国 谢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