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天津柔道队后，四川等国内其他一些有条件的运动队，也纷纷自办养猪场，让队员吃上放心猪肉。四川新津水校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养猪，还有一套独特的养猪办法，如使用最好的饲料，饲养时还会加上一些运动队自己种植的红苕藤、厚皮菜等蔬菜。水校的猪肉在当地已经有了较好的知名度。（《华西都市报》5月3日）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了解农家养猪散养的人对新津水校所谓“独特”的养猪办法都不会陌生，农家养来自己吃的猪难道不就是这样养的吗？
新津县是四川省有名的养猪大县。从当地政府网站上可查询获知，新津县已建立了生猪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新津等成都市所属区县在多年前就开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规模化养殖企业联手打造的这些体系和项目，就最终产出的猪肉品质而言，竟然还不如运动队以最原始、专家和企业斥之为质量安全系数最不可靠的散养方式。
很显然，城市普通市民没有经费、场地和精力，去像天津柔道队、四川新津水校等专业运动队那样，通过复原传统散养方式来保证猪肉安全。市民吃到的猪肉，仍然只能通过规模化养殖产业来供给。有必要反思，为什么在行政和市场两大助力推动发展起来的生猪等规模化养殖产业，在提高养殖科学性、提升产业集约效益的同时，将口感乃至最基本的质量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按照一些经济学家、农业专家和官员的说法，规模养殖产业相比散养，更能确保猪肉等食品安全，还能实现规模效益、保护环境，带动深加工关联产业发展。问题是，这一行业的做大做强，实际上是靠着多年来政府补贴，以口感和质量更差、价格更低的产品，挤压散养农户的经营生存空间，或者将散户收编在大型品牌加工企业的麾下。等到规模养殖企业垄断了城市中主要市场终端的时候，就会控制低价低质猪肉的供应，为所谓绿色猪肉、土猪肉、无公害猪肉等“创新”“增值”产品定出更高昂的价格——后一类显然是工薪阶层市民消费不起的。
另一方面，在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规模养殖企业完全可能有比散养农户更大的动力，通过添加瘦肉精等违法手段来牟取利益。让规模化养猪大县新津县的老百姓都感到不放心的猪肉，当然是从规模养殖产业链上出来的。
专业运动队散养生猪的做法，旨在保障运动员健康和竞技安全，并不考虑成本，反证出放任的规模养殖产业，已经到了严重影响食品安全、市民乃至专业人士无从判断辨别的程度。这理应驱动国家发展改革、农业、食品药品监管等相关部门从政策层面予以检讨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