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功预测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日前撰文唱衰中国，断言中国会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其理由是，中国国内到处充斥着过量投资，而历史经验表明过度投资必然以金融危机和（或）长期的低增长来谢幕。对此，4月28日在京接受记者采访的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不以为然，称尽管未来增长将放缓，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仍将保持稳健。
在当天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中，基于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经济的强劲表现，世行上调了中国今、明两年的GDP增长预测值，分别从原来的8.7%、8.4%上调至9.3%和8.7%。另一方面，报告提醒道，通胀和房市风险要求决策者充分实现宏观政策的正常化以保持稳步增长。
经济尚无“硬着陆”风险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46%以上，而消费的占比则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根据鲁比尼的观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发展速度，足以在将50%的GDP重新投资的情况下最终避免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和不良贷款问题。他断言中国很可能在2013年后遭遇一场“硬着陆”。
对此，世行季报的主要作者高路易并不赞同。他告诉记者，投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至关重要，影响了工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诸多方面。但是，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却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出现“硬着陆”。他说，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的投资来看，都不能简单得出中国有大量资本被浪费的结论。当然，高路易表示，由于高投资难以持续，未来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着下行风险，对此政府已经给予了关注。韩伟森也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
不过，世行对危机后中国重返传统投资模式作出提醒。季报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可贸易部门的投资增速快于非贸易部门这一传统模式有所变化，使2009年面向内需部门的投资增长高于外向型行业。然而，在2010年以及2011年的前几个月，传统的投资模式又重新抬头。
从今年情况看，季报注意到，年初消费增长有所放缓，但在依旧强劲的投资增长支持下，总体内需保持良好。由于采取了遏制房价的措施，迄今房地产投资势头依然不减。报告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较以前缩小，总体来看，今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速将从去年的11.6%降至10.7%，明年进一步降至9%。
“宏观政策正常化、通胀加剧和全球增长有所放缓造成的逆风，在一定程度上有望被企业投资的稳固增加和仍很稳健的劳动力市场所抵消。总体上，在外贸净值对经济增长贡献平平的情况下，我们目前预测中国2011年实际GDP增长9.3%，2012年增长8.7%。”韩伟森如是表示。
食品价格见顶缓和通胀压力
在主要因食品价格上涨导致3月份通胀同比增幅达到5.4%的情况下，降低通胀成为中国政府当前的一大政策重点。鉴于食品价格涨幅回落、核心通胀受到抑制，以及政府已采取了多项宏观调控措施，世行认为中国的通胀最终应会缓和下来，预计今、明两年CPI将分别同比上升5.0%和3.4%，高于此前的预测值，即两年均上升3.3%。
具体来看，高路易表示，导致去年CPI快速上升的关键因素——蔬菜价格在2月份达到高点后其环比价格最近有所下降。其他如肉类等零售食品价格在一季度有所上升，可能是由于饲料价格上涨所致；粮食的零售价格也随着采购价格而进行了调整，有所上升。总的来说，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现在可能已经到顶。
据商务部27日发布的商务预报监测，主要受蔬菜价格下降影响，上周食品批发价格连续第四周回落。其中，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下降5.9%，累计下降21.1%。
尽管如此，高路易表示，由于国际油价和工业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通胀的上行压力依然持续。他预计今后12个月此前滞后的非食品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增大通胀压力。“油价和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在下游显现尚需时日，目前通胀预期很高，同时经济中几乎已没有富余产能。”
宏观政策需继续正常化
正因如此，高路易认为，中国宏观政策立场充分实现正常化十分重要。“现在就停止宏观紧缩还为时过早，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灵活度更有利于防范双向风险。”“如果经济增长真的减速、通胀缓解，继续进行宏观紧缩的必要性就降低了。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数量型指标来说，用利率进行调节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事实上，季报指出，近期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财政政策看来已不再向经济注入新的刺激，货币立场也已转趋正常化。自2010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四次加息，七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更为重要的是，用来收紧货币政策的传统手段——对银行贷款的量化指导——开始重新强化。
除了总体宏观立场的正常化之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加食品供给，降低食品的生产和物流成本。最近还采取了措施限制国际市场高油价带来的国内燃料价格上涨，并从道义上劝说食品和消费品的生产厂家不要涨价。对此，高路易表示，在应对通胀和房地产市场风险方面，宏观经济政策比道义劝说和行政措施更具优势。
季报还认为，防范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和金融风险要求采取宏观经济措施和改革，而解决有关住房的社会问题则需要不同的政策回应。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应当防范各类风险的积累，构建强健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以抵御可能出现的房地产下滑，而不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遏制房价上。如果从市场角度来看确实认为房价过高已成为系统性问题，那么利用宏观经济杠杆显然要优于行政措施，尤其是地方政府执行的行政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