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发布的预测，在2011年农作物生长季节剩余时间内全球天气条件正常，2010/2011年度世界谷物库存消费比为20.9%，这会高于2007/2008年度粮食危机期间创下的19.1%这一30年来的最低值。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焦点是，在最近两次国际粮价暴涨过程中，资本推手也在其中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在当今资本时代，粮食商品属性外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因此，国际粮价普涨的背后既有货币的作用，也有炒作的投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指出，本世纪初，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成为复合的金融体系，扩大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外延和内涵，形成了粮食“金融化”趋势。粮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商品属性向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双重并重的转换，粮食作为“白金”已经成为继主权货币、黑金（石油）后新的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粮食安全本质上已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都选择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球货币环境非常之宽松，这一定程度上为热钱炒作农产品及农产品期货提供了便利。而“金融化”的炒作则进一步放大了粮食价格的波动范围。一些专家明确指出，2010年夏季小麦期货价格的疯狂涨跌背后，最大推手就是投机资本。康塞普西翁·卡尔贝也承认存在这种影响，投机资金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目前的研究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他认为投机资金确实会倾向于推高全球粮食的价格，并已经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迪乌夫不久前也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监管措施，遏制粮价上涨背后的投机行为。
波动的不仅仅是价格
粮食问题有多严重？在全球经济复苏仍十分脆弱及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粮价的过度上涨将有可能对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巨大打击，导致这些国家通胀压力进一步加重，消费意愿减弱，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
面对眼前的问题，中国能否独善其身？我国粮食生产已连续7年实现丰收，但不容否认的是，进口量在去年显著增加，不但蝉联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玉米进口量也创出10年来的新高。
对于关乎每个老百姓的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3月24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表示，如果不算大豆，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是97%以上。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在3月初表示，中国粮食连续第七年获得丰收，而且2010年粮食增长幅度比较大，整体上粮价比较稳定。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和供应紧张，对中国影响有限，不必要过于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价格问题，尤其当石油价格与粮食价格日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康塞普西翁·卡尔贝同意这种说法，油价的持续上涨通常会拉高粮食价格。世界银行更是警告说，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动荡局势可能使油价和粮价形成轮动上涨的趋势。国际粮价正在飙升至危险水平，并威胁到全球数千万人生计，有可能导致中东和中亚本就脆弱的政治和社会局势更加复杂，中东和北非相关缺粮产油国家的社会动荡会进一步加剧国际油价的上涨，最终形成国际油价和国际粮价之间的轮动。
中东和北非地区是全球原油的主要产地，中东与北非地区石油蕴藏量至少占有全球蕴藏量的35%，处于动荡中的利比亚是非洲第三大产油国。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已经导致了国际油价在近期迅速攀升。与此同时，生物燃料的发展正促使粮食日益能源化，使得粮食价格与石油价格密不可分。当原油价格上涨超过生物燃料的制造成本时，用生物燃料来替代原油产品的需求就会上升，相应的粮食需求也将上升，使本来就供求偏紧的国际粮食市场更加紧张，从而推高国际粮价。
而且，在新兴市场国家，油价和粮价互相传导来得更快。张茉楠指出，在新兴市场CPI构成中，30%-50%与能源和食品价格相关。从油价飙升到食品价格快速上扬，主要有两个传导机制：一是食品生产依赖于诸多能源密集型的投入，两者价格传导时间不超过两个月；二是石油价格上升可能导致以玉米制造生物乙醇与生物燃料的需求上涨，从而减少粮食与饲料的供应，普遍推升农产品价格。因此可以判断，高油价导致高粮价的效应很可能进一步扩散。国内成品油跟涨会导致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持续走高也会给CPI的企稳带来困难。
必须强调，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粮食问题的严峻程度不容小觑。据不久前英国某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预估，未来40年，全球粮食生产需要增加1倍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统计表明，近几年来全球粮食生产年均增幅仅为0.4%，而年均消费却增长了1%左右。据此，有专家放言：未来5到10年，国际粮价有10%-20%的上涨空间。
未雨绸缪，张茉楠研究员呼吁，中国应将粮食安全与粮食金融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将粮食产业作为粮食工业去发展，在粮食产、供、销重要领域和环节完善产业链，着手培育现代化、资本化、金融化的粮食龙头企业，完成全局性的关键布点和掌控能力，让政府在粮食危机最关键的时候，具有一定的调控能力。为此，中国应该建立有关粮食金融政策、建立粮食产业发展基金、成立粮食投资和粮食储备银行，推进粮食贸易融资、大力发展自己的粮食期货/期权市场，加强国际粮食产业的发展与协作等，真正增强中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金融定价权和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