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社会都严重缺少公德约束和契约精神的背景下，将自己的原材料生产或者销售通过社会化方式进行广泛外包，其实是将自己置于高不确定性的险地
今年的“3·15”晚会，又爆出了个堪比三聚氰胺毒牛奶的食品行业丑闻，来自我家乡河南的国内最大肉制品企业双汇集团，收购含违禁动物药品瘦肉精的猪肉。之后各界反应不可谓不快，双汇冷鲜肉、火腿肠的销量大跌，超市纷纷下架，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公安部、监察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等部委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河南实地督办，查看生猪养殖和屠宰环节，调查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履职情况。各省也紧急下发通知，开展专项督导整治行动，确保广大消费者吃上“放心肉”。
然而，人们的恐慌并未由此消失，或者说，人们对这种恐慌已经有些麻木了。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我们都不能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这麻木的适应代表着一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但你又身在其中无可奈何。有报道称，一位业界权威专家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国内中毒状态的猪达到60%，包括瘦肉精、抗生素、重金属、消毒药的滥用等”。与瘦肉精能提高瘦肉率相似，添加抗生素和重金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猪的生长速度。
有关部门称，“瘦肉精”事件暴露出整个监管链条上的缺陷。这几乎不用赘言，食品安全事件的剧情总是如此相似，人们对批评监管不力也都麻木了。我想，当年的三聚氰胺毒牛奶和今年的瘦肉精猪肉，其实还呈现了一些我们少有反思的核心问题。比如企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推倒，将生产或销售社会化的商业模式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当年的三鹿、蒙牛等乳品企业，之所以发展迅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建立了一套曾让他们自豪的“商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中，大规模生产的乳品企业是组织者，由于奶牛养殖基地投入巨大，他们大量采用收奶方式获得奶源，即在各地与收奶站签订合同，通过这些分散于乡镇一级的中间供货商，从更为分散的农村千家万户集腋成裘，涓涓溪流汇成大海，形成了像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一样的原料物资供应体系。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逻辑合理性也相当充分：分田到户之后至今30多年，中国农村已经空前原子化，一家农户就相当于一个微型企业，相互之间缺乏组织性，以粮食作物、畜产品等农业产出物为生产原料的企业很难与他们一一签订供销合同，所以必然形成企业-奶站/猪商-养殖户这样的多层购销关系。在这个链条中，中间环节本来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关卡，但事实上却往往成为欺下瞒上、集中作恶的发动机。
但是问题不仅仅出在这些中间环节。由于农户在经济谈判中处于绝对弱势，一些人的抗争手段之一，就是类似于往牛奶里掺水和三聚氰胺、给猪肉里注水或者瘦肉精喂猪这样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罔顾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行为——在整个社会都严重缺少公德约束和契约精神的背景下，这样的行为毫不奇怪；同样毫不奇怪的是，企业不可能完全不知收上来的牛奶、猪肉里面的猫腻，但如果官可以不究，他们何必自己跟利益过不去呢。即使出了问题，归根到底抓几个始作俑的农民就可以交差。
我之所以漏过了对管理体制的批评，不仅因为这批评多年来已经重复N次却无法改变什么，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个体不能借由体制来推卸个体的责任。我也不愿意痛骂那些企业、商人和养殖户的无良，尽管人性之恶让伤害由体制而变本加厉。作为一本主要针对商业人士的杂志，我们更希望那些津津乐道于社会化生产、并自以为聪明的挟“关系万千生民就业”以自保的企业家，重新审视自己的经营模式。如上所言，在整个社会都严重缺少公德约束和契约精神的背景下，将自己的原材料生产或者销售通过社会化方式进行广泛外包，其实是将自己置于高不确定性的险地，三鹿、双汇正是前车之鉴。改良之道，一是自建原料基地和渠道，宁可发展慢一些；其二，即使仍需广泛发动企业外群众，也需以己经验、技术、人才和管理所长，帮助农民形成合作社等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像离散型制造业中汽车厂与零部件供应商那样形成真正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如此才是长远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