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多项措施调动种粮积极性
“针对当前粮食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核心在于调动各方面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认为。
事实上，调动积极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农民获得较高的种粮收益。黄德钧认为，国家粮食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尽管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逐步加大，但种粮的比较收益还是比较低，农民种粮积极性需要进一步调动。而粮食价格上涨才能维护种粮大县、种粮大户的积极性。
作为黑龙江的一名种粮大户，老单对记者说，农民种粮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挣钱，必定要考虑利益最大化。“但现在的农民还是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面对市场的汪洋大海，就像是一个小舟。很多农民只管自己的生产，不顾市场，只能被动地接受市场价格。”
王玉佩认为，在农产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已经处于信息获取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再引入资本炒作的话，农产品价格将由炒作各方决定，农民更加处于信息缺失的地位，必然使得农民整体上成为利益受损者。
由于有粮价上涨的预期，不少农民开始选择“惜售”，以卖出更好的价钱。黄德钧认为，藏粮于企业可能造成囤积居奇、炒作，像这几年的大蒜、绿豆等小品种都属于恶性炒作，价格产生波动，获利的不是农民，而在流通环节。而农民惜售是正常的市场反应，这是“藏粮于民”，也就是“藏富于民”。
陈锡文建议，惜售不一定就能赚钱，一旦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可能赔得更多。应该更多地向农民传播现代市场经济知识，比如怎么提高谈判地位。要告诉农民市场是有风险的，怎么知道市场行情，甚至于美国的市场变化都应该了解。
老单说他对农产品期货感兴趣，但这对于农民来说还是新鲜事物，如果不弄清楚就进入市场，风险会更大，希望政府对农民进行引导教育，另外培育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社来帮助农民参与期货市场。
黄德钧认为，除了“藏粮于民”，政府还应该通过更多措施保障农民的收益，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水利建设、农业技术支持、优良种子推广等。特别是对于地方财政比较薄弱的粮食产区，应当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调动种粮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