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定下了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这已是国家连续第七年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设为8%左右。面对2010年经济10.3%的高速增长和通胀压力，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的2011年，在两者之间找平衡可谓任重而道远。
两难中求平衡
从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开始，银行开始大量放贷，这不仅仅是直接的财政刺激，它帮助中国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如今依然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2010年，急速抬头的通货膨胀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头号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表示，如果大幅度地减少需求，肯定能把物价降下来。但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代价太大，同时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如果不讲代价地紧急刹车也容易引发全球性风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在两会召开前夕就指出，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在抑制通胀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都有着强烈的加快发展冲动。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进程中，经济增长中的一些趋势性因素虽然在发生变化，但没有发生方向性和根本性逆转。而由于国内经济自身有较强的结构性增长动力，城市化、产业升级、扩大内需、西部大开发这些都是增长源动力，如果政策不抑制，短期内依然是经济过热的风险大于过冷的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能开出的最经典的政策药方。
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政府支出的扩大来弥补总需求的下降；同时以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形成。应该说，这一政策选择符合我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一方面，在外需下降以及内需乏力的情况下，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其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受国际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影响，通胀预期有所抬头，因而也就有了通过稳健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物价水平稳定的必要。
在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回归“稳健”的同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一提法，在今年两会被“稳定经济增长”所替代。如今，GDP等相关字眼不再是各地政府追逐的唯一目标。“稳定经济增长”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淡化经济增速目标的思路更加明晰。
然而，宏观调控仍需做好风险防范。从外部情况看，世界经济很可能会在2011年继续探底。美联储之所以在美国经济还保持复苏的情况下，坚持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因为他们担心后面还会有大麻烦。在国内，“十二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流动性若踩了“急刹车”，也有可能危及经济增长。
虽然去年中国GDP实现对日本的超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水平和日本差了10倍，全球仅排在124位，实现全民的“幸福蓝图”，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货膨胀是世界性问题，特别是现在新兴国家普遍发生通胀，治理需要多国家合作，因此中国不能牺牲自己的增长来抑制通货膨胀，在控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平衡。
增收入扩内需
面对短期无法改变的国际环境，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实现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和服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长期的基本之策。
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稳物价增收入扩内需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年均达到11.2%，而城乡居民消费的年均实际增速都低于10%。如何来拉动内需，需要百姓的收入增长，让人民富裕起来才是拉动内需最根本的办法。
同时，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根本途径，保增长的关键是要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人口众多，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必须“危”中求“机”，真正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关于各界关注的收入分配和民生问题，厉以宁认为，一定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好卫生、养老问题等，推广廉租房和平价房，只有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内需才能扩大。
其次，收入分配改革考验的是政府的勇气。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方利益的博弈，尽管具体方案没有出台，但“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早已明确，“提低”相对来说最容易，而“扩中”最难。
根据今年财政预算报告，2011年全国财政支出规模将达到100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这也是我国年度财政支出首次超过10万亿元规模。
从今年的预算安排看，2011年，国家将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说，“民生支出合计将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
“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经济增速目标的设置，需要体现‘国强更要民富’的取向。”全国人大代表杨庆育在两会上说。
在强化投入的同时，必须让百姓有钱花、敢花钱，只有这样，扩大内需才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转方式进入实质阶段
“2011年情况又有所不同，在去年经济增速超过10%的背景下，通胀压力加大。因此，8%核心在于稳住经济增速，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对于2011年经济增长在8%左右的定调，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分析说。
2011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并确定了4%的通胀目标。尽管年初不断调高存款准备率和利率紧缩流动性，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级政府加快增长欲望强烈，信贷扩张压力依然很大。
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10.3%的增速。但是仍然延续了“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主导型投资在外部市场逐步恢复时没有及时退出，导致总投资因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同时增长而快速扩张，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在食品及居住类价格的推动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抑制了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滑。同时，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控制和分配经济资源中所发挥的作用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
在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下，需要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以制造业为主的劳工工资水平，以保障城乡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十二五”期间，必须逐步提高劳工工资，并认为它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切入点。
厉以宁说，结构调整难点在于体制和机制的调整，投资决策不科学、行业垄断、资源定价不合理、城乡二元体制以及政府管理理念滞后等，从根本上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未来5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期。”厉以宁说，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社会化、国际化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机制的转型以及巨大消费需求和市场空间，是中国不可复制的独特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