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是“刚性需求”的生活必需品，与民生关系重大，政府不仅有责任对菜价作有效调控，而且要“强调控”。为求长效解决之道，政府调控菜价的目标应设定为：降低菜价波动频率，减小菜价波动幅度，平衡消费者、生产者、经销者三者利益，保障供给、满足需求
春节里亲朋聚会，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物价，而谈得最热烈的要数房价和菜价。2010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食品和居住价格涨幅突出，分别为7.2%和4.5%。
政府应该如何调控菜价？
对菜价理应“强调控”
蔬菜是“刚性需求”的生活必需品，与民生关系重大，政府不仅有责任对菜价作有效调控，而且要“强调控”。
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调控，而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稳定物价。对于多数商品价格的调控，通常“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能发挥很好作用，但对于菜价，则要以“看得见的手”（政府调控）来主导。因为蔬菜等部分农产品与一般商品不同，承担着民生保障功能甚至社会稳定功能。蔬菜能否保障供给，往往不只是经济问题，在特定条件下会演化为政治问题。洋葱在印度、用来做泡菜的大白菜在韩国，都有“政治菜”之称。去年印度洋葱价格一年里上涨7倍，引发多地骚乱。上世纪印度也曾多次爆发“洋葱危机”，1980年英迪拉·甘地利用当时执政的人民党没能有效控制洋葱价格一事发难，把它拉下了台。
菜价不能飞，失控会出乱子。引发菜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有供求、成本、气候和投机炒作等数种因素，政府调控菜价要有针对性地化解这些波动因素，而不能等到价格涨起来了，再出台限价令或制定保护价——这些都只能是应急性的临时措施。为求长效解决之道，政府调控菜价的目标应设定为：降低菜价波动频率，减小菜价波动幅度，平衡消费者、生产者、经销者三者利益，保障供给、满足需求。为此需要在生产、流通和政策三方面综合施治。
蔬菜生产不宜过度市场化
调控菜价首先要平衡供求关系。事实证明，通过“看不见的手”较难实现这种平衡，不免会“少啦多、多啦少”，市场价格宽幅震荡，使社会付出昂贵的“维稳”代价。其实，在一定饮食文化背景下的蔬菜需求量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生产供给也能相对稳定，则供求平衡不难做到。
如何稳定生产供给？市场调节还是计划调节？这些年来的实践表明，完全靠市场调节的路走不通。承担着保障民生功能的蔬菜生产，不宜过度市场化，而要在尊重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的计划调节作用。日本的市场经济比我们成熟，但对于蔬菜生产却也用计划调节手段。日本在1966年制定《蔬菜生产销售稳定法》，以立法形式规定了“指定制度”：由指定蔬菜产地生产指定蔬菜供指定地区消费，同时辅之以其他措施，保证蔬菜均衡供给。
对蔬菜生产作计划调节的前提，是提高生产者组织化程度，超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生产难以落实计划，应该由农户组织起来成立的合作社、农业企业做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政府指导下确定生产规模和生产品种。
“短程营销”可降低流通成本
调控菜价的又一关键是降低流通成本。蔬菜的田头售价常常只是终端零售价的三分之一左右，压缩流通成本有很大空间。我国蔬菜的流通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一是环节多，每经一个环节都要加一次价；二是物流损耗大，损耗率高达20%-30%。
出路在“短程营销”，就是尽可能缩小蔬菜供给半径，并采取从田头到消费者的直送方式。短程营销既能保持蔬菜新鲜、减少损耗，又可节约运销的人力、物力包括燃油支出，因此被称为“绿色营销”、“生态营销”。德国大力倡导蔬菜短程营销，效果甚佳。
实现蔬菜短程营销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是缩小产地与销地的空间距离，这就要求市民消费的常规品种蔬菜主要在郊区生产。去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已明确提出：“大城市‘菜篮子’产品的自给水平保持稳定并逐步提高。”
财政补贴也要给低收入消费者
菜价是否越低越好？显然不是。菜贱伤农，过低的菜价会导致农民丧失生产意愿。政府调控菜价，既不能让菜价飞，也不能让菜价泻，而要力求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所谓菜价的“合理水平”，不完全取决于蔬菜生产和流通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蔬菜的生产者要追求经济利益，如果把菜价调控到低于成本，生产者自然难与政府合作承担保障蔬菜供给的责任。因此，以财政资金补贴生产者是一项常规的政策措施。但单向补贴生产供给一方，就能使菜价达到消费者能够承受的“合理水平”？不然。消费者的收入有很大差异，对菜价的承受能力大不相同。中、高收入群体购买蔬菜的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对菜价相对不敏感，而对蔬菜的品质和安全有较强诉求——所以对于政府以补贴降低菜价的措施，他们未必“领情”。而如果把部分财政补贴给予低收入消费者，帮他们提高承受能力，则可望使菜价更加合理。（黄国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