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将发布2010年全年经济数据，如果不出意外，去年的物价涨幅将在3.4%左右，突破年初确定的3%的目标。这一涨幅看似不是很高，但如果考虑到2008年为最近的一次通货膨胀，这等于是在该次的通胀基础上再上涨3.4%，特别是如果把房价计算在里面，那么，去年的物价水平事实上已经处于严重通胀的边缘。
事实表明，通胀的上升会导致基尼系数上升，其最大受害者是中低收入阶层。除了他们主要依赖食品生活外，也无法通过购买不动产来为储蓄保值，以及没有足够资金购买股票和其他可以保值的金融资产。这势必会进一步扩大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加剧收入分配的解决难度。
所以，对于通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但更应重视的是扭转目前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二五”的主线和主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改革的成果。后金融危机时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只能把经济发展和富民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等，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十几亿人民的消费需求潜力迸发出来，从而为建设一个消费社会奠定制度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难题。各种统计均表明，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或超过0.5，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已达到一个所能容忍的极限。从国际经验看，要调节收入分配，需经济机制、再分配机制以及社会性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特别对缩小初次分配的不平等而言，社会性机制起着更重要的作用。社会性机制最主要的是让社会相关利益群体集体参与收入分配的决定，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及其有效运作等。
社会性机制的建立需要相应的社会政策做依托和平台。但问题恰恰在于，同经济政策、经济建设相比，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经济政策和相对成熟的经济调控手段，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出来，没有一套既定的成熟的制度体系，也缺乏有效的手段去推动。因此，作为开局之年，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必须有一个好的起点。所谓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今年在包含收入分配改革在内的社会改革方面，决心和进展如何，将决定着后续几年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解决程度。
某种意义而言，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还复杂和艰难，因为社会改革涉及到广义的收入再分配，它需要既得利益者和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让渡部分利益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规则更有利于他们。强势利益群体是否有意愿这么做，政府的钱是否真正能够到弱势群体手中，很难讲，从而，必将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
所以，“十二五”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尽快提升中低工资者的收入，满足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推动消费持续增长。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已拥有足够的财政手段去推动社会收入分配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