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玲
2008年的国际食品价格危机，曾在一系列欠发达国家引发社会骚乱。此后这场危机只是被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所掩盖，并未真正终结。2010年，新一轮的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又已来临，各国政府都在为本国的粮食安全制定应对措施。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食品保障一直是个举世瞩目的问题。2009年，中国的粮食生产实现连续6年的增长，总产量达到5.3亿多吨，较2004年增加了约13.1%。此间肉、蛋、奶、水产品和水果生产增长得更快。但是，在这一大好的形势下，隐忧始终存在。例如，中小水库年久失修和江河堤坝维修不足，是近年来每逢暴雨便破堤决口造成严重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与农村民工建勤制度变化留下制度空白，而政府财政支出改革滞后有着密切联系。2010年，水灾频发导致粮食减产。近期食品价格的显著上涨，便可视为市场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里，每次经济危机，都是农业最先出现问题；每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几乎都是从农业领域开始。2010年的食品价格上涨，已经带动整个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扬。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不仅把推进城市化和加快农业及农村发展，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的一个切入点，而且还作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长期战略。可以预见，在未来30〜40年里，中国的城市化还将继续。在气候变化和资源限制因素增加的条件下，以小农为基础的中国农业该如何满足未来城市化中不断增长的食品需求？
食品保障的脆弱性：微观层面
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随的，是耕地减少、优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现象。虽然统计信息显示中国食品[5.00 1.01%]保障状况的改善，但现有保障状态的脆弱性却不可忽视。从微观层面来看：
其一，贫困群体的食品保障并不稳定。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贫困农村6个月以下和6〜12个月的婴儿生长迟缓率均明显上升，分别由5.7%增至9.1%和由6.7%增至12.5%。此间，贫困家庭1岁以下婴儿的贫血率高达40%以上，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贫困妇女的贫血率上升到47.6%，比2005年的状况还差。
其二，处于收入底层的农民家庭当中，儿童营养不足现象依然严重。2009年，在农村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为829元)，5岁以下儿童的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分别为7.3%和21.3%。其营养状况的改善，远比其他收入组的儿童缓慢。
其三，母亲进城就业的农村儿童，由于照料不足而营养不良。无论是在非贫困地区还是在贫困地区，这类儿童的生长迟缓率均较其他同龄儿童高出20%〜30%。这些现象，一方面是贫穷的反映，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食品保障不足；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城市化缺少包容性，以至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不得不处于就业与家庭相分离的境地。
食品保障的脆弱性：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现有的食品供需状况也只是一种脆弱的平衡。
首先，农业资源日渐稀缺，使得粮食增产愈益困难。由于工业和城市对土地的占用以及土地荒漠化的危害，耕地面积迅速减少，这是限制粮食生产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2009年，中国耕地总面积大约为121.73百万公顷(18.26亿亩)，比1999年减少了7.47百万公顷。灌溉用水短缺，是粮食生产的另一个限制性条件。近年来，工业迅猛增长和城市急剧扩大，使工业和居民用水与农业竞争加剧，每年大约缺少灌溉用水300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重，从1997年的70.4%，下降到2008年的62.0%。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废水、废物、废气排放未得到及时治理，中国主要河流湖泊水质恶化，进一步加剧了饮用水和农用水短缺的威胁。
其次，农业劳动力弱化，限制新技术的推广和农业集约程度的提高。2009年，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将近2.3亿人，其中进城就业的人数达1.45亿人。在外出劳动者当中，男性占65.1%，年龄在40岁以下者占83.9%，获得初中以上教育的人达88.3%。可见，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吸纳的是农村中最有活力的优质劳动力。然而，城市社会对乡村人口的排斥，以及在社会保护薄弱的条件下农地附有的生存保障功能，使得将近80%的迁移劳动者把老人和妇女留在村庄照料家庭和经营农业。据农业部种植司的报告，2009年，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45岁。
再次，灾害和气候变化既加大了粮食生产的风险，也加重了农村的因灾致贫现象。2004〜2009年期间，气象灾害平均每年造成的粮食损失为41.55百万吨，相当于2009年粮食总产的7.8%。受气候变暖和耕作制度变化的影响，病虫害发生的面积从上世纪的年均200万公顷次，增加到本世纪的年均400万公顷次。2000〜2009年期间，生物灾害平均每年造成的粮食损失达17百万吨，比1990〜1999年期间的损失增加了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