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之久，今年年初爆出的国家药监局窝案开始陆续进入审判阶段。
11月17日，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涉嫌收受贿赂一案。卫良被指违规为25家公司在药品注册和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147万余元的贿赂款。
知情人士介绍：“庭审当日，北京东城区法院没有安排更多的旁听机会，旁听席上只有卫良的两个家属就坐。因此除了公开资料，无人得知更多审判细节。”
东城区检方认为卫良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卫良认罪，控辩双方均无异议。因此法院决定采取简易模式审理，庭审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17日当天的审理并未当庭宣判。
从资料看出，此次庭审并未涉及与卫良同时被调查的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人。上述人士表示：“启动简易模式，也就意味着卫良将很快被宣判，牵扯入其他人的可能性不大。”
10月18日，原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组长和主任陈海峰受贿案宣判。与陈、卫二人一同倒下的还有原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等一批官员，至今还没有调查结果。
涉案企业浮现
卫良受贿案中，检方指其收受了25家企业的贿赂，但公开资料中只点名两家：上海科华生物(19.19，0.38，2.02%)(SZ002022)和河南普新。
东城区法院提供的通稿称，2006年到2010年期间，卫良利用其先后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药品安全监管司生产监督处调研员的职务便利，违规为科华生物、河南普新等25家公司在药品注册、变更、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139.8万元、美元1000元，以及价值6.4万元的20张购物卡和价值8000元的4张加油卡。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由于没能旁听庭审，所以无法知道剩下的企业是哪些，具体行贿金额、所涉及项目等都是空白。”
药品注册司负责药品生产企业生产批号的审批。药品安监司生产监管处则负责GMP的认证工作。批号和GMP认证几乎是制药企业的两大通行证，卫良的权利也可见一斑。
记者联系科华生物，公司证券部均不在单位，公司办公室人士表示：“没有听说这一审理结果，不知道相关事情。”
科华生物是国内最大的药用诊断试剂生产商之一，2004年在中小板上市。国家药监局的数据库记录了科华生物所拥有的158个医疗器械批号，除了84个执行上海地方标准，由上海市药监局颁予之外，其余74个都由国家药监局授予。
在国家药监局颁发的批号中， 2006年，科华生物获得了10个，2008年获得31个，2009年获得11个批号。这些获批的产品涵盖了公司诊断产品中生化、免疫和核酸三大主要板块，其中的乙肝、甲肝等试剂品种是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
2006年和2008年正是卫良任职注册司的期间。其中的2008年，科华生物未申请一个上海地标批号，当年31个新品都由国家药监局授予批文。是否与行贿卫良相关，目前尚不得知。
2009年，科华生物诊断试剂产品实现收入3.44亿元，同比增长12.41%，利润率高达75.3%，丰富的产品线是公司抵御金融危机获得增长的关键。
另一家相关企业河南普新则是国内地鼠肾细胞狂犬疫苗生产企业之一，目前年生产能力为100万人份，约占全国每年批签发总量的5%。除狂犬疫苗外，公司还少量生产消毒水。
河南普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正在停产升级改造中。并未听说卫良案。”她没有透露停产是否与行贿事件相关。资料显示，2008年1月29日，河南普新狂犬疫苗新建的二车间获GMP认证，公司产能由原来的50万人份扩大为100万人份。
审判扑朔迷离
尽管卫良案已经开审，张敬礼等更高级官员的问题还在调查之中。
与陈海峰案不同，卫良庭审并未组织旁听，使得其受贿细节仍扑朔迷离，执行“简易程序”也将卫良能发出的声音降到最低限度。但越来越大的案值和越来越低的官职却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2006年，时任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落马，其受贿、索贿金额共计80余万元，郝一审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10年，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组长和主任陈海峰落马，受贿金额130万元，一审被判刑11年。而身为处级调研员的卫良，受贿额就已经超过了前二者。
卫良被双规之时，曾有媒体披露问题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举报卫良的是一家生物制品的问题企业。
行贿卫良的受益方河南普新作为地鼠肾细胞狂犬疫苗生产商，国内鲜有同类竞争者，其两大对手大连金港安迪和河北福尔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已相继于2008年和2010年被勒令停产和收回生产资格。河北福尔正常生产的2008年，年批签发量为129万人份，略高于河南普新。
上述知情人士也无法获知更多信息。该人士表示：“与陈海峰案不同，陈海峰庭审时允许旁听，因此媒体参与较多。这次所涉及的核心人士嘴严得很，代理此案的律师也不接手机，都特别谨慎。”
卫良案庭审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简易程序应该就没有二审了”。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并未公布具体宣判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