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构成如此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十分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关系形态。
中国不断以解决就业为驱动，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推动对美国的廉价出口，这全面压低了美国的商品价格，特别是日用品价格，同时中国又将挣得的大量美元兑换成各种形式的证券资产，在美国储备了起来。这从供给和消费两个方面抑制了美国物价上涨的空间。
而美国政府通过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不至于影响国内物价波动，另一方面非常轻松地“勾销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正是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三心二意，并不真心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美国的消费者是廉价人民币的最大受益者，它大大化解了普通美国民众对政府滥发货币的不满情绪。一旦人民币真正大幅升值，出现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注：指上世纪80年代末期，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人拿着升值的日元大举进军美国市场，购买地产和美国的企业，其中包括具有标志性的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此举被美国媒体惊呼为日本要“购买美国”。）的情景，美国将更加无法忍受。
在中国，大量的廉价出口消耗了国内的资源，推高了国内的物价。当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又有利于促进出口，不利于支持进口，这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大量进口来平抑国内的物价。因此，政府一增发货币，立刻就反应在国内价格市场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增发的货币大部分都投向了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直接返还给普通百姓，以形成收入增长。但是，很多投资项目收益并不明显，高铁就是其中一例。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改善民生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这使民众形成了“收入增长缓慢、物价上涨剧烈”的普遍认知。
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形态必须加以改变。只要中国经济不摆脱对美国出口和对美元储备的依赖，美国政府就会有恃无恐，会不断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盘剥中国的财富。
在美国看来，它只要保持在高端产业的竞争力，继续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完全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获取财富，它既不会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恢复传统制造业。
对中国而言，要想实现产业升级、摆脱为美国打工的局面，第一步就是破除“出口保就业”的这一理念，打破对出口下降的“恐慌症”，不再将出口当作解决就业的万能之药。其中尤为迫切的是，政府需要真正将政策工具的着力点用于进行国内结构调整，实现国民财富从政府向民众的逐渐转移，增加民众收入、提高民众福利。通过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同样能够释放大量的就业空间，以此带来的是比廉价出口更加高质量、高效率的就业岗位，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李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