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仅是对发达国家的货币，美国政府也希望美元对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因此，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的压力在上升，在升值和加息的双重作用下，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会更多。如果这些国家都采取措施阻止本币升值，有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摩擦，我们希望G20峰会能给出一些比较明确的解决办法。
NBD：提到G20峰会，我们注意到，美国财长盖特纳在G20财长会议上提议各国应当限制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在GDP的4%以内，您怎么看这个提议？对中国的影响大吗？这是解决货币战争的途径吗？
沈明高：对我们中国来说，影响不是很大。今年中国的贸易盈余占GDP的5%以下，明年就能到4%，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占GDP的比例离这个水平也不远。4%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是一个明确的目标，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起码有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标准是否合理，它可能会阻止全球不平衡的继续恶化，但是对改进目前的不平衡到底有多大帮助，这个还不确定。但就目标本身来看，4%对很多国家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目标。
还要注意这个目标到底能不能实行，这里面没有一个履约的机制，关键看各国会不会同意建立约束机制。
中国的应对之策
NBD：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美国、日本目前的利率都接近为零，已经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只能进行量化宽松，您觉得中国央行在全球化中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保护自己？
沈明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通常大家比较熟悉央行加息或降息这一手段，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央行主要控制的是短期利率，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来影响长期利率，而中国的利率政策既调整长期利率，也调整短期利率。在正常时期，大家都用加息或降息的手段。但是这次危机非同寻常，伯南克提出量化宽松是一个新的手段，一旦开始启用，这样的调控工具可能成为常态。
但对这个工具所带来的后果，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量化宽松通俗的表述就是印钱，美联储印钱去买美国政府的国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会不断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应对措施就成了很现实的问题。货币政策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政策，中国可以从外部施加压力，但是从美国国内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关心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美国国内的经济比较弱，尽管量化宽松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美国国内经济，但这却导致国外的资产价格上升，物价上涨。
我的看法是，除了借助G20等渠道施加政治压力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传统办法和非传统的办法来应对，传统的办法包括控制资本的流入。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流入的形式不同，有可能是热钱、投资、贸易等形式中的一种，资本控制相对来讲不那么容易。除了挡住大路上的资金以外，要想挡住小路上的资金比较困难，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做以下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