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复苏阶段，对城市中心有无限增长潜力的假设遭到了质疑。2009年初，作为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出口市场的崩溃的直接后果，2，000万农民工因为无法找到工作，被遣返回自己的农村老家。与此同时，中国北部和中部正遭受近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影响了10，00万公顷小麦的灌溉和230万人的饮水。考虑到农村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重要性，农村发展，至少在纸面上，总是中央政府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来，工业化明显是发展的灵丹妙药。然而，当城市中心的经济机会即使只是短暂地遭遇困境，在中国政府的当前的考虑和各种文件中，农村发展政策又重新获得了重视。也许是时候来考虑进行无休止的城市化这种政策是否明智，重新思考农业在中国经济和环境未来方面的角色。可再生的农业代表的是可以让自然、社会和经济体制恢复活力，同时提高全国的气候、水和粮食安全。
前方道路
未来政策必须是整合的
在中国需找一个更清洁，更柔性的发展道路的时候，诸如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新能源对中国有很大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们的低碳排放，更因为相对于化石燃料，这些能源使用少得多的水。但是，在使用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站取代化石燃料电站的时候，有必要降低将额外的温室气体排进大气。这种替换不能捕获排放进大气的温室气体，它也不能捕获那些已经积累下来的温室气体。
当人们作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利用科技手段捕获和隔离从电力工厂和其他的工业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时，一种已经在数亿年的进化历史中被证明有效的自然解决方案就放在我们眼前：土地。土地是巨大的二氧化碳吸收库体，比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和空气所能吸收的碳总和还要多。可再生的农业技术，比如营养栽培、有机肥和污泥应用，免耕农业、覆膜种植和作物轮种，能让退化的和沙漠化的土壤重新恢复生机，并相应地增加了土壤的碳封存，而这种土地在中国有357万平方公里之多15，同时也会增加土壤对谈的吸收。这种可再生耕作方式通过减少基于石化产品的化肥和杀虫剂投入，也可以解决另一个和农业和能源关联的关键问题。矿物燃料上的投入不仅支撑了对石油的依赖，当它们排进河流时候，也带来重大的水污染问题。
通过对粮食和农业系统的合理管理减少对气候变化和用水的影响的第二个重要方法就是降低肉类消费。牲畜活动释放出大量的甲烷、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比如，牛粪，牛腹胀，嗳气占了人类活动产生的甲烷量的30%到40%。此外，肉类，尤其是牛肉是最低效率的的能量获取方式——生产一公斤无骨，可食用的牛肉需要消耗20公斤的饲料和15000升水16。尽管鸡肉和猪肉有更好的投入产出比，但是饲养它们对水和饲料的需求仍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牲畜不是靠谷物喂养的，而是在牧场放牧，而牧场是以牺牲耕地为代价的。中国不断增长的肉类消费模式将会加剧粮食和水安全问题。虽然有些人会认为，控制个人的饮食已经超越了政府的职能范围，但是，如果把肉类生产真实的环境代价归入肉价的话，那么政府政策毫无疑问可以在影响到个人行为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不用说，对水资源管理的彻底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建立一个管理在各地区之间和各种用途之间的水的调配机构，引进水价机制，配合宣传来教育终端用户，尤其是教育农民，教给他们节水技术。
能源，水和粮食系统的相互作用很复杂。而在中国，考虑到三个系统资源的缺乏，这个相互作用就尤其重要。综合的治理政策才是核心，这个政策要强调系统中任意一个系统都要和其它系统有联系。这样，比如说，能源基础建设的决策不仅要考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的局限，而且还要考虑水和因这些项目而占用的耕地。这意味着在试着把水价理性化的时候，也要考虑对农民作物产出选择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在试图改善粮食安全的时候，同时也要考虑在粮食供应链上能源和水的使用。权衡三个资源系统的关系的整体解决方案确实是未来自然资源管理，和任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