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向拥堵，南北方向拥堵，天哪，交管局实时路况图全面飘红!”电台女主持人尖厉得有些夸张的声音，令枯坐在驾驶座上的我感到愈发无可奈何。从位于北京二环路内的宣武门，到位于西五环路内的鲁谷小区，一般开车最多也就半小时。但现在一个多小时了，我还未出西三环。
这是9月17日，北京的交通未能承受住一场小小的秋雨洗礼，在中秋节前夕刷新了自己的“拥堵纪录”:全市拥堵路段高达143条!置身这不见首尾的“车河”，呼吸着混合了多种味道的空气，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我要的城市生活。
北京越来越严重的交通拥堵，是中国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临的空间冲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缩影。
中国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4%提高到46.6%，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如何避免像一些国家的城市那样盲目扩张，导致“城市病”传染和蔓延，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这也是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深刻内涵。
正如不少专家所指出的，“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我常常梦回自己曾工作生活过的另外两个首都城市: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加拿大是个富国，巴基斯坦是个穷国，但这两个国家的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城市不大，人口不多，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究其原因，两个城市在建设前均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定位——国家行政和文化中心，并为此制定和实施了长期的城市建设规划。
更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遵循了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环境的原则。在这两个城市里，从一片街区到另外一片街区，往往都要穿越一片从未开发过的原始森林。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和谐”的理念本来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部分。对中国人来说，“健康城市”、“宜居城市”和“生态城市”，不应是一个新概念。
优化中国城市路径
城市路径的探索，寄望困境的解决，实现品质提升，提供可供参考的城市发展模式或也为外界所期待
作家郑渊洁近日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车3小时，内急无法解决。后来每次驾车都戴纸尿裤，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无论真假，其以直白的文字呈现了北京拥堵的交通给人带来的巨大不便。
人类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至少可推及100多年前。早在1898年10月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里，英国城市规划学者霍华德就对城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此书在1902年以《明日的田园城市》为书名再版。此后的历个版本皆沿用了这一书名。
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霍华德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城市建设，除英国外，还有法国、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以及美国等都建设了“田园城市”或类似于此称呼的示范性城市。从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官员、学者的观点来看，与其理念最切合的城市建设，正是当下优化中国城市路径的生态城实践。
在此之前，新中国六十年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华大地上对于城市路径的探索一直持续，而上海世博会则是新的标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积极影响世界，这或将成为人类对城市集体思考的一次引领。
下一个六十年，是新中国考虑诸多发展问题时的限定语境。从更短的时间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50%的判断已多次出自官员与研究人士之口。步入城市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但破解当前城市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
从限制人口流动到城乡统筹
60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走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表示。
由于“一五”期间工业化推进很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情况比较突出，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此种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时达到了高峰。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市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尽管有政策严重失误的原因，但一个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自此，在城乡关系上开始提出一个安全思路: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此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高城市化率之后才有的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出现如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政治运动一度封堵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户籍登记作为这一特殊时期的衍生品，随着1977年《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发布，转身为与利益密切挂钩的户籍制度。这成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分水岭。城乡沿着各自的路径渐行渐远。
1979年以后，政策的重大变化在于不再限制人口流动，一度严格控制的农民进城的疆界渐渐消除，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仍旧没有给进城务工的农民留下太多的活动空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城镇建设”的理念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并为中央所接受，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小城镇办公室”，以推进中小城市建设。由此，国家在口号上提出发展小城镇，也开始放开小城镇户籍，国家允许农民把户口迁到乡镇。不过这离真正的城市化仍旧有距离。
90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地增长，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大城市扩张变成不可阻挡的发展模式。流动人口到2003年已超过1亿。政策口子也由“离土不离乡”转变为对“离土离乡”既成事实的默认。
2003年，以《收容法》的废止为标志，人口流动开始真正放开。随着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没有拦阻外来人口的理由，并且提出为外来人口提供服务。
由此开始，中国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政府更多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提供服务，并强调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接纳。中央与许多地方开始提出“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发展理念。
转型是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命题
世界知名的英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彼特霍尔曾经把世界上的城市化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失败的城市化”。以非洲国家与拉美国家为代表。之所以称为“失败的城市化”，因其走的是一条人口转移在先，就业安排在后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贫民窟。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城市脏、乱、差，且没有什么投资环境。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过早、过多地转移，农产品也就减少了，这使得城市和农村两头受损。新中国建立初期，当时非洲的人均GDP比中国多一倍，而中国现在是他们的三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城市化路径选择的错误。
第二类就是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的模式，一批人回到乡村。
第三类是以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健康模式”——人口转移与就业安排基本同步。彼特霍尔把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称为“健康模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一定程度上，国外学者的评价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状况。但他在积极评价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没有回避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伴随机械化带来的交通拥堵;农民入城后能耗提高，城市面临的能源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盲目扩张状况带来的耕地流失;水资源的缺乏;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