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基本农产品价格指数2006年上升了8%，2007年上升了24%，而2008年前3个月又同比上升了53%.自新一轮食品价格暴涨以来，全球有37个国家的食品供应受到威胁，有20多个国家因食品涨价发生骚乱，超过一亿人因高粮价陷入赤贫，基本生存面临威胁。
导致这次粮食危机的原因有：成本上升、减产、消费量增加、储备下降、美元贬值、生物能源的发展等，在所有这些因素中，生物能源所占份量最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生物能源在粮价上涨诸因素中占75%.笔者认为仅仅用这些偶然性、暂时性的因素解释粮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粮食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只有找出这种根源，才能认清其实质并找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
发达国家农业政策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于安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考虑，对本国农业实行保护政策，包括生产和出口补贴、进口限制等。美国是最早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国家，早在1933年，罗斯福政府就制定了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农业调整法》，此后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农业保护体系。美国保护农业最主要的政策手段是价格支持和差额补贴，价格支持是为农民提供一个最低保证价格以此来保障农民的利益，差额补贴是指先由政府制定一个目标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由政府对这种差额进行补贴。美国粮食的70%用于出口，政府对粮食出口采取鼓励政策，主要有保护性关税、出口补贴和出口信贷等。欧盟于1962年开始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其手段有建立共同农业基金、统一农产品市场和价格、对农产品出口予以补贴等。日本也对粮食生产实行补贴政策，并采取多种措施减少进口农产品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
在本国政策的保护下，美欧农业畸形发展，导致农产品大量过剩，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地区。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美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低价倾销，摧毁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粮食净进口国，从而为粮食危机埋下了伏笔。
发达国家通过“优惠”措施诱使发展中国家放弃粮食生产
发达国家除了实行价格补贴、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外，它们还通过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引诱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发达国家不生产或很少生产的初级产品，从而诱使这些国家放弃粮食生产，成为初级产品出口国和粮食进口国。
“洛美协定”的签定是以上行为的具体表现。从1975年第一个《洛美协定》签定，到2000年第四个《洛美协定》被《科托努协定》取代，《洛美协定》下的特惠贸易安排运行了25年，受惠的国家从最初的46个增加到1999底的71个。《洛美协定》表面上规定非加太国家的全部工业品和99.5％的农产品可以免税和不受限额限制地向欧共体出口，而实际上，它只对欧盟国家不生产或很少生产的初级产品实行进口优惠，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与之竞争，相反，它却便利了欧盟向非加太国家出口粮食等农产品。因而《洛美协定》产生了一种“锁定效应”，使这些发展中国家长期成为单一的初级产品出口国，同时成为欧盟国家粮食出口市场，那些原本出口粮食或者粮食能够自给的国家也逐渐成为粮食进口国。2000年《洛美协定》被《科托努协定》取代，尽管在内容上有一些不同，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保障欧盟初级产品的来源和工业品及粮食的出口，因而仍然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
另外，如“加勒比海盆地协定”、“非洲增长与机会法”、“除武器外一切商品”倡议等从表面看给予发展中国家一些优惠措施，实质上都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低收入国家的粮食进口占总进口量的比例为7%，2005年则上升至11%，而整个世界同期则由9%降为6%，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贸易数据，1996～2001年只有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非食品净进口国，这说明低收入国家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大为上升，粮食安全状况普遍恶化。因而毫不奇怪，当前遭受粮食危机打击最沉重的国家许多都是这些“享受”优惠的国家。
发达国家不承担WTO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义务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农产品自由贸易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95年生效的WTO《农业协定》是第一个农业方面的多边协议，旨在通过削减进口关税、减少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等措施，纠正和防止农产品市场的限制和扭曲，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平等竞争。《农业协定》生效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削减农产品补贴、降低进口关税，“导致了发展中国家食物进口上升”。而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尽管形式上有了一定的改变，但力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据美国官方估算，2002年美国农业法在2002～2007年六年间的农业补贴为1185亿美元，比1996年农业法规定的各项农业补贴666亿美元增加519亿美元，增幅高达78％，而2008年农业法案在5年的时间将花费2890亿美元，比2002～2007年的补贴多1705亿美元，增幅达143%；乌拉圭回合协议对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也没有太大影响，欧盟继续实行补贴政策，继续坚持进口壁垒并加强“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增大国外农产品进口的难度，因而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