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与首都事权相一致的首都财政，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次呼吁，至今未果。北京市必然倾向于做大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控制难上加难
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看到产业工人的人数较少，当即对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首都是不是要搬家？”
刘仁深受震动。随后，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北京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牵涉到对首都城市功能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京，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1949年进入北平之前，毛泽东作此表示。
“毛主席说，北京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1956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这是大势所趋，势所必至，不是我们想不想要这么多人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递交《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北京市总人口现在是六百三十万人，将来估计要增加到一千万人左右”。
这1000万人的人口规模，以实际常住人口计算，1986年已经实现。尽管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一千万”，终未能拽住这个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
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总体规划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以近两年北京市每年增加逾60万人的速度来看，这个城市实际常住人口达到2000万人已在须臾之间。
争论再起
面对北京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今年7月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提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议政府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下决心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调研组重点介绍了北京市顺义区调控人口规模的做法。调研显示，顺义区到今年3月底，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为14.4万人，与其他几个区位、面积、经济总量、本地人口数量大体相当的远郊区比，其流动人口数仅有其他区的1/3或一半左右。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通过规范开业标准，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
调研组认为，顺义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上述意见引发媒体热议。“北京不只是精英们的北京，这个城市今日的繁荣离不开每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在某些人看来很‘低端’的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或许卑微，但正是这样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新华每日电讯》刊载署名文章称，“一味地片面强调以流动人口为主的低端劳动者对城市生活的负面影响，对他们的贡献只字不提，甚至想尽办法‘排挤’他们，无疑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洁癖’。”
这次不同意见的交锋，让人想起2005年关于北京人口规模控制的“舆论风暴”。彼时，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并在网上访谈中认为“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地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生存成了问题，有的还会铤而走险，还包括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旋即引来社会评论的“口诛笔伐”，被认为是“对外地人的歧视”、“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宪法，是制度的倒退”。还有网友称：“北京市的市政建设里有多少是国家的财政支出，国家大剧院是北京市出的吗？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钱啊，他们想独享。”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还表示，希望今后从这里向南望去到处都是烟囱。
彭真向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传达了这一指示。梁思成不甚理解，他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当时的北京，是一个大学与名胜古迹云集的文化城，它所在的华北地区发展工业的职能，近代以来主要由邻近的天津承担。1930年，梁思成与好友张锐参加了当时天津市政府举办的“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投标竞赛，获得首奖。他们提出天津城市发展的首要基础是“鼓励生产培植工商业促进本市的繁荣”。显然，在梁思成的眼中，北京与天津的城市功能应该是有所分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