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2009年底，在某省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有领导提出当年GDP是否要过2万亿元大关，进入全国“GDP 2万亿俱乐部”的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滑，经济形势明显不如往年，如果最后仍然宣布GDP大幅增长并突破2万亿元大关，容易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甚至质疑。
虽然这个省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公布的2009年GDP没有突破2万亿元，但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统计数据可以不实事求是，GDP似乎成了“玩面泥”的游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说，统计数据失真往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调查样本和范围不同出现误差，这是技术性问题；另一种是人为导致的失真，包括统计造假、随意填报统计数字、不具备采集条件却上报数据等。
“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都有‘三本账’，对外公开是一本账，向上级部门汇报是一本账，自己私下还留有一本账。比如一个地方遭受了洪涝灾害，上级民政部门来了，当然是将灾害数字报得越大越好；总结抗洪成绩时，报的数字往往又会偏小。”顾海兵说。
采访中，一名基层官员向记者表示，现在习惯数字考核，基层最怕上级不给明确数据任务或指标，只要给了，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记者采访某省夏粮生产时发现，之前统计部门和农业部门已协商上报国家小麦播种面积数据，但是今年夏收时持续的阴雨天气，将小麦主产区的抢收打了个措手不及。上级要求各地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的在地小麦面积全部报上来，以便确定农机需求和调度。汇总新报上来的数据，比之前居然多了近100万亩。记者就此多次询问农业部门，有关人士说，前一数据是农业部门与统计部门共同协商后报国家的，后一数据是各地所报抢收面积汇总而成的。
招商引资也是统计造假的重灾区。2007年10月26日，河南省新乡县宣布，中国首个严格按照欧盟标准进行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的项目正式启动。同时，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将“中国食品工业养殖示范基地”的牌匾授予新乡县。
当时的宣传称，这一项目旨在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可溯源的饲养模式，促进生猪生产。在借鉴欧盟生猪养殖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最终确立我国生猪养殖业的最高标准。作为基地建设的第一步，新乡县将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欧中联合商会共同启动建设年存栏10万头生猪的养殖项目，基地规划面积10～15平方公里，周边不建其他工业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
今年6月，记者赶赴新乡县，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年存栏10万头生猪的基地。咨询了当地招商、畜牧等部门，得到的回答多是：“有这个项目吗？”“我们怎么不清楚？”……
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系列被“注水”的统计数字，可谓触目惊心，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官场浮夸风”：
——东部某贫困县实际财力下滑持续多年，通过“空转”手法，财政收入指标却连年攀升，空转数额达4000多万元。这是责任考核下的“魔方数字”；
——为争取“养羊扶贫先进县”奖金，中部地区某县摆假场面欺骗检查团，根据“需要”上报山羊饲养量。这是利益驱动下的“儿戏数字”；
——中部省份某镇大搞“万亩黄花菜工程”，菜苗到农户手中时已腐烂变质，实际栽种成活的仅5亩，一些农户血本无归。这是形象工程下的“血泪数字”……
除传统的手段外，近年来统计造假又添了“新花样”。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恒告诉记者，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不是拿笔直接改数据，在前面加个“1”、在后面抹掉个“0”，或者授意别人去改，而是将指标分解，通过层层施压，从源头上造假。市里县里压给乡镇，乡镇压给企业，让企业按照上面的要求报。比如说本地今年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就让企业必须增长25%。某地一个乡政府，去年年初已经给当地企业下达了20%～30%的增长计划，到了十一二月份，又给企业再次追加任务。文件最后一条要求企业按照下达的任务上报，万一出了问题由乡政府承担责任。
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
统计造假的背后是变了味的考核体系在作祟。顾海兵说，一名新市长上任后，自然要求统计数字做得比上任好看。“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对政绩的考核决定着市长的位子。“问题的关键是看市长对谁负责，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辽宁省某建筑科研单位的一名干部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2008年底至2009年初，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一些地方面临“保八”的紧迫任务，而房地产等重大开工项目对于能否完成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东北来说，由于气候等因素，并不适宜在冬季继续开工建设，但由于有上级的“硬性”要求，各地也就有了相应的对策。
他说，当时自己作为检查团的一名成员，来到某市检查开工建设情况，而该市为了应付检查，花钱雇用社会闲杂人员或农民工等，制造出一批人在工地上忙碌施工的景象。上级人一走，雇来的人也就一哄而散，场面十分滑稽。
西部某省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一年的产值有800多万元，但当地政府在“保八”压力下，要求每季度都要报2000多万元产值，这样一年下来，公司的总产值达到近亿元，虚报了10倍还多。
“其实我们也不想报那么多。市里的领导找统计局，统计局找经贸委，经贸委又找到我们，而我们又归经贸委管。经贸委的领导告诉我，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但是没有办法。”这名负责人说。
在目前考核体制下，数据与一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因此，为了取得“政绩”，不惜层层“涂脂抹粉”，大玩“数字游戏”。此前，国家发改委在给全国人大呈递的报告中，列举了我国GDP的地区汇总数据与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据差距较大的五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近些年来，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