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传统的手段外，近年来统计造假又添了“新花样”。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恒告诉记者，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不是拿笔直接改数据，在前面加个“1”、在后面抹掉个“0”，或者授意别人去改，而是将指标分解，通过层层施压，从源头上造假。市里县里压给乡镇，乡镇压给企业，让企业按照上面的要求报。比如说本地今年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就让企业必须增长25%。某地一个乡政府，去年年初已经给当地企业下达了20%～30%的增长计划，到了十一二月份，又给企业再次追加任务。文件最后一条要求企业按照下达的任务上报，万一出了问题由乡政府承担责任。
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
统计造假的背后是变了味的考核体系在作祟。顾海兵说，一名新市长上任后，自然要求统计数字做得比上任好看。“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对政绩的考核决定着市长的位子。“问题的关键是看市长对谁负责，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辽宁省某建筑科研单位的一名干部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2008年底至2009年初，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一些地方面临“保八”的紧迫任务，而房地产等重大开工项目对于能否完成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东北来说，由于气候等因素，并不适宜在冬季继续开工建设，但由于有上级的“硬性”要求，各地也就有了相应的对策。
他说，当时自己作为检查团的一名成员，来到某市检查开工建设情况，而该市为了应付检查，花钱雇用社会闲杂人员或农民工等，制造出一批人在工地上忙碌施工的景象。上级人一走，雇来的人也就一哄而散，场面十分滑稽。
西部某省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一年的产值有800多万元，但当地政府在“保八”压力下，要求每季度都要报2000多万元产值，这样一年下来，公司的总产值达到近亿元，虚报了10倍还多。
“其实我们也不想报那么多。市里的领导找统计局，统计局找经贸委，经贸委又找到我们，而我们又归经贸委管。经贸委的领导告诉我，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但是没有办法。”这名负责人说。
在目前考核体制下，数据与一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因此，为了取得“政绩”，不惜层层“涂脂抹粉”，大玩“数字游戏”。此前，国家发改委在给全国人大呈递的报告中，列举了我国GDP的地区汇总数据与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据差距较大的五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近些年来，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记者最近在东北某地采访时，就听到了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
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辽宁某地一名县委书记道出了其中的“潜规则”：“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怎么完成？有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提前征税。比如说对一家企业今年应征300万元税款，但政府要征400万元，提前把下一年的部分税收也征了。今年的经济指标是3000万元，实际完成了3700万元，那么就把700万元留下来，算到下个年头。”他还反问记者：“现在有些地方，把‘乌纱帽’和数字挂钩，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官帽’，就要‘一票否决’，不造假能行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政绩需要，统计造假还有多重原因。
有的是为了不丢面子。西部某省财政厅一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他在任时，经常有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打来电话，询问财政收入增速排在最后一名的是哪个市，如果自己排在最后一名，下一季度报上来的财政收入增速肯定会增加一些。虚报财政增速的市也不敢报得太高，但大家都不愿当最后一名，总觉得脸上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