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药和转基因之间抉择
一些农技人员和种子店店主、农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出应该放行转基因水稻，原因是南方虫害太多，农药使用太频繁，有时不得不过度使用剧毒农药。
“‘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要是不能及时发现，下一步要打药杀虫，很麻烦，最麻烦的是发生稻飞虱，稻飞虱一起，那农民什么药都得上。”洪湖市一位村书记说，“前几年这里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很厉害，为杀虫，农民一遍遍打药，什么敌敌畏啊都上。”
“那年的号召是虫口夺粮，结果那一年收割的粮食，鸡吃了都给毒死。”监利县白螺镇另一位店主在6月14日告诉记者，本地土壤适合的高产杂交稻种子与现有的转基因稻种比，亩产要高出200斤左右，但转基因稻种不怕螟虫，只需要前期抗稻蓟马、后期防稻飞虱就可以了，只要稻飞虱不起，一般只需要打一次农药，因此还是比普通杂交稻种子受欢迎。
“那完全是书生见识，没干过实事，”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镇农民老曾谈到网上在争论转基因水稻与有机水稻种植方式的时候，表示可笑：“有机大米成本、价格那么高，有几个人吃得起？南方虫害多，不打农药，粮食怕是收不了几斤。”他和多个农民感到遗憾的是，怎么没有研究出能抗“稻飞虱”的转基因水稻。
虽说记者调查到的一些乡镇，转基因水稻在悄然种植，但相关信息主要掌握在与农资相关的人群，记者接触到的许多人起初并不知道转基因水稻离自己如此之近。
今年3月之后，湖北省农业厅组织了农业科普，6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该厅采访时，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宣传栏便立在门外。
“五月份我们在武汉市街头解释转基因大米的抗虫效果和安全性，绝大多数在场市民亲口试吃了转基因大米，”张启发院士的伙伴陈胜说。但他也承认，当天也出现了几个高调的转基因反对者。
实际上，当获知本镇便有人种植转基因水稻后，洪湖市某镇的几位知识界人士之间也发生了一次小争论，一位教师说，螟虫吃了会死，人怎么敢吃？就算短期吃没问题，谁知道吃它几十年会怎样？另一位教师说，张院士解释了，虫子的肠壁结构和人不一样，抗虫的成分只能在碱性环境下起作用，人体是酸性的，再说人吃大米都是煮熟了吃，肯定没多大风险。
一个青年教师则说：“你要是把普通大米和转基因大米给我选，我肯定选转基因，打了四五遍农药的大米，很明显有害，转基因长远有没有害还不清楚，至少短期内没事。”
华农大指责绿色和平传播恐慌
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不合法，却已经成功渗透到许多地方的乡镇，只是官方检查起来很难获知实际情况。
“查获一袋罚款20万元，”湖北省农业厅宣教处郭副处长评价江夏区的处罚措施说，“这个处罚力度看起来很重，但比起转基因大米混入其他大米可能造成的影响而言并不重。”
不过据记者了解，这样严厉的处罚单，尚未开出一张。而这位省厅官员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面前，仍然坚持说，转基因水稻没有大规模种植。
“实际上，谁也不能说到底转基因水稻种植规模有多大。”上文提及的那位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说，“这一块根本就脱离了监管。即使我们听说有人在种，但是作为乡镇一级政府，既缺乏农业执法权力，又缺乏执法人员和技术手段，无法取得证据。而市一级农业执法队下来也就是打个一转就回，查不到真实情况。”
“事实上，很多人已经在食用转基因大米，却毫不知情。”他说。
张启发团队的党委书记陈胜认为，转基因水稻现状尴尬，市场鱼目混珠，华农的知识产权和名誉权都可能受到侵犯。
他认为，既然华农的成果获得了生物安全证书，理应及早使其商业化种植合法化，这样可以实施一套完整的体系，从商业化制种到种子销售、转基因水稻种植环境（对其与普通农作物之间设立隔离带以杜绝漂移），到转基因大米的加工和市场销售，以转基因大米标签给予消费者明白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实施系统监管。
然而，对此，绿色和平组织在今年3月的报告中指责相关研发人员充当了不甚光彩的角色……有意无意地扩散转基因水稻种子，期望造成转基因水稻已经被种植的“既定事实”。
绿色和平组织在报告中指抗虫转基因水稻缺乏安全保障，“我国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试验只是基于短期的动物喂养试验，并没有长期的食品安全研究”。
对此，著名科普作家、生化博士方舟子撰文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抗虫害转基因水稻用的那种生物毒素（简称Bt蛋白）本身其实是没有毒的，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且毒素蛋白要和昆虫肠道细胞表面上的受体相结合，才会让昆虫中毒。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人身上。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吃食物时一般是要加热、煮熟才吃的，Bt蛋白是一种蛋白质，蛋白质加热后会变性，实验表明，Bt蛋白在60摄氏度的水中煮一分钟就失去活性。即使是生吃也没有关系，Bt蛋白只有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下才能加工成有毒的蛋白，而人的胃环境是酸性的，并且人的肠道细胞表面不含有毒素蛋白的受体，因此不会中毒。被人吃下去的Bt蛋白，会像其他蛋白质一样被消化、分解掉。”
华中农业大学则指责绿色和平组织刻意“传播转基因安全恐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华农获得的一份《舆情通报》说，绿色和平组织一方面“抓住消费者的恐惧心理，传播转基因安全恐慌，”另一方面“利用知名企业对美誉度和消费者购买意向的依赖，对企业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对消费者和普通市民的传播诱导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