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记者在其他的乡镇也发现了该稻种：两优598。
该稻种包装袋上介绍说：“对螟虫有较好抗性……防治病虫害，特别注意秧田期防治稻蓟马，灌浆后防治稻飞虱。”
“种过两年了，”一位乡镇农技干部说，“大家都知道是谁拿来的稻种，就是没证据。”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随即持该稻种包装袋赴武汉，循袋上印刷的“湖北德盈种业有限公司”地址，赶到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348号，却发现这是一个小的居民社区，在门卫处询问，被告知这里没有任何公司，是几栋纯居民楼。拨打包装袋上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华农否认种子泄露
记者通过朋友关系，查到该公司的负责人涂某曾经在华中农业大学学习过；提供包装袋者也告知，稻种是涂某通过师友关系从华农拿来的。但在武汉期间，记者几次试图与其联系，未果。
其后，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前往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了解情况。中科院院士、“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张启发是该院院长，其时恰值张院士出访日本，该院党委书记陈胜接受了记者采访。
陈胜坚决否认张启发院士团队研制的转基因稻种从学校泄露到市场上，他称华农对于转基因科研有一整套的管理体系，十分严密，不会允许个别科研人员任意带出转基因稻种，这不仅是从国家法律规定出发，知识产权保护也同等重要。“是不是我们的稻种，拿来测一下基因序列，就可知道。”陈胜说，华农没有授权任何一家企业生产、开发、经营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也没有开展或参与任何有关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的生产、开发和经营活动。他不排除有人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种子或私自制种的可能。
“也很可能是其他机构研发的东西，”他说，华农已经有两个品种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生物安全证书”，不排除有人为了利益而刻意假冒华农。
湖北省农业厅宣教处的郭副处长也这样说：“无论是哪个实验阶段，在华农泄漏的可能性都很低，农业部在几个阶段派员监督检查，履行检查很严格。”
他认为，目前来看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来自其他科研院所，但有人为了利益而暗地声称是从华农拿到的；二是在海南作大规模田间试验时，被其他科研机构的人员顺手牵羊。
监管空白，米厂敞开收购转基因大米
洪湖市那家没有接收转基因稻种的种子店主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没有接受朋友的转基因稻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转基因大米的出路。
“要是检查得多了，转基因稻谷大米加工厂不收，农民肯定都来找我，”他说。
“转基因水稻目前还没有获准商业化种植，因此，不存在转基因大米的加工问题，”湖北省农业厅宣教处郭副处长说，“我们作为政府部门，必须严格地遵从法律规定，并依据法律的规定严格执法。”
郭处长认为，既然法律并未允许，那么发现转基因水稻后，唯一的处置办法只能是处理掉，不能让其流入粮食市场，因此根本不可能设置单独的转基因大米加工厂，也不可能要求现有的大米加工厂从收购到加工设置一整套针对转基因大米的隔离程序，更不可能要求厂家将转基因大米贴上标签。
“在法律框架内，市场上转基因大米应该是不存在的。”他说。
然而，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大米收购、加工、销售这些环节已经市场化，每到秋收，各路粮商在农村收粮，既没有法规要求其检测是否存在转基因稻谷，也没有规定要求其将发现的转基因稻谷销毁或者与普通稻谷隔离。
6月18日，记者在监利县新沟镇开发区，寻找湖北银欣米厂，该厂生产的大米被绿色和平组织检出有转基因成分。但未能获准进入厂区采访。当天中午，记者来到新沟镇的恒盛米业，该公司人员对记者说：“转基因稻谷，当然要，因为相比之下它打农药少，我们出价还要比一般稻谷贵。”“不打转基因标签，它农药残留少，基本可以当绿色大米卖。”
“体制危机”
“管理体制有问题，”洪湖市一位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种子是特殊商品、不可替代的农资，加强市场监管很重要，但转基因水稻得以渗透到许多乡镇，至少表明市场监管在某个方面无效。”
仙桃市一位农业执法人员对记者说：“农业执法队查到种子店卖转基因水稻，也顶多是罚没收入，再罚点款。一般情况下，还不容易查到这个。”
“种子市场改革后，执法主要靠市农业执法队，镇上只保留了农技服务人员，执法队不可能天天呆在镇上，隔一段时间下来检查，实际效果差。”一位镇农办主任说，“比如，我们镇的转基因稻种，是某某市农业局种子公司的人从武汉的农科院所拿下来的，镇上的人知道，市农业执法队的人可能就不清楚。”
“现在种子管理太松懈，随便什么人拿着种子就能卖到农民手里，”前述副镇长说，“经销门槛太低，这几年小事不断。由于市场放开后销售人员的准入条件放宽，只要经销户愿意经销，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就委托授权，基本不考虑资质，一出现质量事故，索赔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