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食品忧患重重
不过，农产品方面维持自给自足的乡村也非全无忧患。
城市的科技发展在创造化肥、农药，使农业种植方式发生翻天覆地改变之余；食品中的各类添加成分亦大行其道，制造着一波又一波的安全风波。
2003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在国人心中至今仍有余震。紧随之，数年来媒体对各类劣质食品加工穷追猛打的揭黑式报道使城市居民安全意识和品牌意识普遍大大提高，“山寨”食品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窄。但农村尤其是较偏远山区因为信息相对闭锁，却渐渐成为了劣质产品转移阵地的理想目标。
在江西的一个山区小县城乡中心小学外，一到放学时间，士多店主张明就引颈等待着那些蹦蹦跳跳的小顾客。
中午12点，8岁的二年级女生文娟第一个来到士多店前，掏出1角钱，买了1根“辣条”。这是一种在农村地区广受孩子欢迎的豆制品，约20厘米长，卷成长筒状，上面涂满辣酱。张明店里的“辣条”有好几种不同的包装，其中一袋外面印着孩子喜爱的卡通图案，却没有出产的厂名、厂址、保质期等内容；而另一袋的外包装干脆只是个空白塑料袋。
“有没有都无所谓，没人会在意。”张明说。与对农产品生产安全的了如指掌相比，山区农民对各种日用品、包装食品的生产方式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通过观察外包装、保质期等来保障食用安全。他们辨别食品有问题与否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的身体反应——只要吃了不拉肚子，都没问题。
“事实上，经常有孩子吃了这些无牌小食品后出现过敏、皮疹、腹泻等症状。”乡中心小学旁一家小诊所的医生刘志刚告诉记者，“不仅是辣条，还有那些‘山寨’的小可乐、虾条、八宝粥等，都不建议家长给孩子购买。”他表示，本地农民不讲究生活享受，除一日三餐外，甚少购买零食，这种士多店最主要的客源就是嘴馋的小孩，所以劣质食品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孩子。
本刊对该县几个自然村的农民作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2.5%的农民购买过过期食品，38.1%的农民购买过假冒山寨名牌食品，27.4%的农民购买过包装破损的食品。然而，在县乡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他们遭遇劣质食品后，极少会找工商部门投诉，最多就是把有问题的食品拿到士多店里退换，而更多时候则是不了了之。
张明并不认为自己销售仿冒名牌和无质量认证食品的行为应被归入“黑心商贩”行列。“真正的名牌食品在这里并不好销，利润低不用说，村民并不理解‘品牌’在安全保障上的意义，只会抱怨商品太贵，还以为我牟取暴利。”
变质的社会
张明的话并非没有依据。
2005年伊始，江西省在23个县（市）、53户企业中试点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打算陆续在各个县城建设50家具备商品配送服务功能的中心店或商品配送中心，在乡镇建立与改造500家超市，在乡村建立和改造2500家便利店，并由省财政安排资金对建设项目进行补助。
这本应是农村人摆脱劣质食品困扰的重要契机。但试点的效果远不如人意。在一条村子的小超市里，销售员告诉记者，虽然超市的包装食品、日用品等一应俱全，但村民就是宁愿绕过家门外的超市，跑到村头的士多去买东西。“他们认为超市的东西太贵，比如有正规品牌的灯泡卖2元，而小士多的无牌山寨产品仅售1元。”如果询问村民对劣质食品抱有什么态度，他们都会说，坚决抵制，但实际行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其实并无二致。
2001年，陈平的有机农场作物获得第一次收成后，他把第一个销售点设在华南师范大学。“我以为在化肥农药大行其道的社会里，把真正天然的有机蔬菜引进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一定水准的高校消费群体中，应该很受欢迎。但事与愿违。”因他的有机菜不但拒绝化肥、农药，甚至连具有增产效果的有机营养液及有机农药一概欠奉，所以卖相又比超市无公害蔬菜差很多，即便不图利润，把菜价降至超市大农场无公害菜价一半左右，依然乏人问津。
这已不仅是价格与消费力差距的问题。在城乡区隔的社会形态下，政府潜意识里的价值导向，以及城乡居民获得各类信息的不对称才是问题关键所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级工商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坦承，2004年阜阳奶粉出事后，县里专门成立了劣质食品治理领导小组，由副县长牵头对劣质食品状况进行整治，食品安全状况一度明显好转，假冒伪劣食品减少，典型的“三无食品”几乎绝迹。但是，当事过境迁，专项小组松懈下来不到半年后，一切又故态复萌。
在没有出事的“太平年代”，与各镇村远隔数十公里的县工商部门一年也不会到村上去一两次，所谓安全食品宣传，更像是走过场。“所有有志于追求政绩、粉饰太平的地方政府，对于‘山寨工厂’、安全事故等敏感信息，都是能遮掩则遮掩，不可能自爆其丑。”显然，在成熟媒体和网络的触角未及之处，偏远山区农民根本不可能获得媒体和网络发达的大城市那样丰富和真实的信息，更谈不上自我保护意识的建设和提高。
农民也好，城市人也好，既是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的参与肇事者，同时也免不了成为一定程度的受害者，任何人都躲不过。大多数人依然只能寄望一次比一次严重的事件能使监督职能缺失的政府部门警觉和有所作为。但政府的检测和监督所能保障的，亦不过是一条最低的标准和底线而已。而正如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放弃饮用自来水一样，有时，这条底线根本不能说明什么。
多年来一直亏本的陈平仍然继续着他艰难的天然有机农场之路。“坚持的唯一理由是，如果自己不做，这个社会没有其他途径满足我的需求。我的需求也很卑微，只希望到年老之际，身体还未被农药和化学添加成分腐蚀得千疮百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