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口古窖势成失去之虞，只是尹家遭遇的一个侧面；比起酿酒世家不能再酿酒，革命世家被打成反革命是尹家更深的一道伤疤。 文、图/本报记者曾鸣 四川宜宾报道
昔日的“长发升”现在已成了五粮液的“501车间”。虽然门外竖着一块“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门口又有一道铁栅栏，贴着“生产重地，谢绝参观”，一副门禁森严的模样，但尹孝功要进去，还是易如反掌，就凭那张脸，工人师傅就要恭恭敬敬地把道让开。
他们知道，对于五粮液而言，长发升是镇厂之宝；但对于尹孝功而言，这里是人家长大的地方。
尹孝功兄妹共7人，尹出生于1940年。据其回忆，解放前尹家的住房和作坊仅一门之隔，她和亲戚的小伙伴经常去里面玩。
“里面很宽敞的，有牛栏、猪圈，有磨坊，有天井，还栽了花草之类的。里面还有一个火塘，也是酿酒的，后来没有用了。乡下亲戚朋友送来的鸡都关在里面。我们常常钻进去，把鸡蛋掏出来，把我们家用来酿五粮液的荞麦面，用很细的筛筛出最细的粉，加上糖和鸡蛋，扮哥哥宴（过家家）。大人要走的时候，小孩们都舍不得走，都躲到粮仓、磨坊里面去。”
尹孝功告诉记者，明清时代的长发升酒坊地理位置非常好，东邻太史闾，西接县衙，北观东楼，南临小鼓楼，处于宜宾的闹市之中。
数百年的时光荏苒，酒坊外的景象已面目全非，只有岷江和金沙江仍在静静交汇，合流成长江奔腾向东。
五粮液生母
尹家和宜宾的渊源，要追溯到500多年前的明初。明朝时，尹氏先祖尹公做了叙州府（宜宾的前称）的别驾，族人便由云南姚安迁入叙州。别驾是个六品官，又称通判，因此这位尹氏先祖亦被称为尹公通判。
尹公通判的四世孙尹伸，是尹家历史上的大人物。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时，尹伸中了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二品大员。尹伸有三个儿子，两个中了武举。其中大儿子叫尹长庚，尹孝功一家就是尹长庚这一支的后裔。现在每年清明，尹家都会驱车两小时去宜宾县观音镇给尹伸扫墓。
尹孝功说，尹氏族人世代酿酒，《明史》中就有尹伸好酒宴客的记载。尹家先是家酿自用，后开设“叙府尹长发升大曲烧房”，至明末清初，16口窖池的酿酒作坊格局形成。
“叙府尹长发升大曲烧房”创于何年已无法考证，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时，“长发升”明代窖池的窖墙中，曾出土过一批陶瓷碎片。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定，为宋末明初的陶瓷碎片，同时鉴定出该酒窖为明代初期建造。
清末民初，川南酒坊异常兴盛，据《蜀海丛谈》记载，“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房到处皆是。私家烤酒者尤众。”在当时，无论是糟坊数量、酒产量还是人均耗酒量，四川都居全国之首。据记载，民国时，宜宾全县共有酒窖144口，作坊14家。
五粮液的得名现有两种说法，但都和前清举人杨惠泉有关。其一说1912年，尹家宴请杨惠泉，席间杨对尹家酿造的“杂粮酒”赞不绝口，并取名“五粮液”；另一说1929年，“利川永”酒坊老板邓子钧宴请杨惠泉，杨惠泉同样赞不绝口并取名。
“长发升”和“利川永”是宜宾当时最大的两家酒坊，由于只有传说没有物证，“五粮液”的名字来由遂成一段公案，但尹孝功称尹杨两家是世交，坚持五粮液乃尹家首创。
而原中共宜宾市委书记舒厚钟曾撰文回忆，“关于五粮液，客观地讲宜宾最老的明朝老窖在尹家，尹家世代经营糟房，搞杂粮酒也是尹家先搞。”
虽然已全家脱离酒业达半个世纪，但尹孝功至今仍记得旧时老人酿造五粮液的教诲，岷江水清，金沙江水浊；平常酒坊一般在岷江码头取水，但尹家酿五粮液时却在合江门两江汇合的地方取水。因为“岷江水虽清，但烧汤还是金沙江的水带甜味，好喝”。尹孝功自己的体会是，岷江的水矿物质很多，烧水时水垢较多，而金沙江水垢较少。
革命世家
尹家不只是酿酒世家，还是革命世家，这可从尹孝功的祖父尹绍州算起。
尹绍州生于1883年，25岁时入读京师法政专门学堂政治经济系，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返川，于1912年成立“共和党宜宾支部”，任支部长，并创办宜宾第一家报纸《日新报》。
1915年，尹绍州因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四处严词申讨，因“持论激烈，是真正的革命党”被宜宾县知事逮捕监禁。
1918年，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时，尹绍州参加四川靖国军，任第一纵队军法处长。
1925年，国民党（左派）宜宾县党部成立，尹被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秘书处工作；次年二月，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之后，尹绍州主编出版《宜宾国民周刊》，创办“五育小学”，同时兼任县男中、女中国文教师。赵一曼便是尹绍州的学生，而尹绍州还是赵一曼的转党介绍人。赵一曼从宜宾去武汉读中央军校时，便是尹家用轿子送走的；及至解放后建赵一曼纪念馆，馆中第一张赵一曼照片也由尹家提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宜宾各界于10月中召开反日群众大会，尹绍州冒雨带队游行，不幸染疾，于当年11月11日去世，享年48岁。
尹孝功的父亲尹伯明，出生于1902年。1924年，尹伯明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教于瞿秋白（时任社会学系主任）、恽代英（时任教育心理学教授）、任弼时（时任俄文教授）等人。1924年，孙中山病逝前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曾取道上海，孙停留时，尹伯明得见一面之缘。
1924年5月1日，尹加入共青团，之后的“五卅”运动中，尹伯明成为被捕的49名学生之一，并被迫离校；其后，尹伯明成为上海总工会宣传科副科长，与当时任总务科长的刘少奇共同工作。
一个半月后，尹伯明回到宜宾进行地下工作，担任共青团宜宾特支首任书记，并于1925年冬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宜宾特支组织委员。尹孝功回忆，他父亲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左派，“长发升”的老板，叙联中学、中山中学的教师。此后，尹伯明一直为中共宜宾地下党组织筹集经费。
解放前夕，尹伯明筹划起义，多次与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及肖烈联系，并向伪专员彭焕章提出宜宾临时治安协会章则，并出任宜宾临时治安协会委员，“为宜宾和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平反昭雪
1966年，“文革”开始。影响尹家的第一个节目是破四旧。尹家被抄家。
“很多商标、资料、家谱、牌匾都被弄到学校去，一把火烧掉了。”其中包括尹家那块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叙府尹长发升大曲烧房”鎏金招牌。
“学校是旧房子改的，进门就是一个大天井，天井下雨的时候水不通。学生把牌匾放在天井上，人从上面过，”尹孝功回忆，“当时‘文革’的口号是要‘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所以所有的人都去踏上一只脚，我也去踏上一只脚。”
接下来尹伯明遭批斗，被打成三号人物——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分别是宜宾市市委书记和宜宾市市长。由于尹伯明年轻时在上海总工会做过宣传科副科长，尹伯明被要求交代“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
“我父亲说，没有关系。后来又说，正常的革命关系。”
之后，尹伯明以政协委员的干部身份，被下放至宜宾附近的黄角山“5·7干校”改造，彼时尹伯明已69岁，被扣上“叛徒”、“特务”、“刘少奇同伙”三顶帽子。
尹伯明在黄角山5·7干校负责烧开水和放牛。尹孝功回忆，牛跑掉，尹伯明满山去找，是常有的事。“又出汗又着凉，身体又不好心里又着急，就得肺炎，发高烧，都不敢请假，病得不能走了，才去医院。”
谈到父亲的遭遇，尹孝功开始啜泣，她回忆父亲临死前连医院的门都进不去，“医院不收，后来我去找我祖父的学生，他们都是医院很权威的医生，他们三个联名协保，我父亲才住进医院，就死在医院里面了。”彼时是1971年，尹孝功的弟弟尹孝根去开条火化，写的是“原市政协尹伯明确系病故，准予火化”。
9年后，尹伯明得以平反昭雪，宜宾市为尹召开的追悼会，市委书记、副市长、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政协领导皆有出席，肯定了尹伯明在五卅运动中的贡献、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宜宾解放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