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唯一一家获得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被认为是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的源头。但是据记者进一步调查，市场上有更多不同品种名称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在销售，而且涉及多家种业公司，显示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生产和销售之中。
转基因稻种其实并不难买到。今年3月中旬，记者在江夏区的纸坊镇古驿道种子一条街的种子店，就买到了46元一包的、被店主称做“抗虫汕优63”的稻种。检测结果表明，这种稻种是Bt转基因品种。
转基因粮食背后的巨大利益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的规模种植，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240多亿的转基因研究专项资金和巨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无疑搅动了各方的利益神经。
“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就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研究员薛达元直言。
“中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
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100多种转基因稻种在各大实验室待命，等待批准。
数据显示，中国的种子市场价值已经从2001年2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500亿元左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各个研究机构和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圈地”。
［观察］
面对转基因，我们的知情权哪去了？
转基因的审批过程，我们不知道
2009年11月27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发现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
无数的中国消费者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每天吃的主粮将要被改变。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也是当前这届安委会成员之一，他对媒体公开表示，从1997年开始，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认定，一直遵循行政审批惯例，但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我们承认在这类事情上，精英的知识和能力比公众要强，但我们第一，没把握他们是否足够强，强到肯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第二，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在为公众谋利益，多大程度上在为自己谋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如此表示。他认为，公众必须对转基因水稻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起决定作用的“安委会”成员是怎样产生的，我们也不知道
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说明，“安全证书的颁发是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那么，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安委会的作用不容小视。但是，安委会的名单却一直没有公开。
“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以便让公众判断，这些专家与该项目有无利益相关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记者说，消费者有权知道，是谁在自己的主粮问题上做了决定。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是2002年成立的第一届安委会成员之一，“58人组成的安委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薛达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