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海外屯田的历史很长,其背后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值得借鉴。日本在美洲的土地开发很早就被人关注,日本移民最早的目的地就是拉丁美洲,至今在巴西、秘鲁等地还有许多日本移民后代。19世纪末,为了解决日本农业贫民的出路问题,日本当局与墨西哥政府签订协议,让日本老百姓移民墨西哥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早期的日本“农业殖民”。1899年,一家日本公司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1908年,日本人在巴西展开了类似活动。之后,日本东棉株式会社和巴西殖民合作组织合作,在亚马逊河河谷和圣保罗建起了农业聚居区。20世纪40年代在东南亚建了农场,80年代将垦荒范围延至中国等地。现在日本与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饲料作物种植协议。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
日本的“海外屯田”有两大特点:一是与当地人合营,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联合经营。外国提供土地,日本商社提供资本和技术。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
二是日本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需求量大的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由于直接经营农场收益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日本全国农协联合会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在当地购买谷物然后直接出口到日本。这种方式其实与日本确保海外石油供应的手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日本石油公司就是与中东产油大国签订共同开发协议,获得油田的部分股权,掌握上流油源,保障日本国内的能源供应。可以说,无论是在石油、金属还是在粮食这些重要战略物资上,日本采取的手法都是相似的。
发展转基因产品不应盲目跟风
《环球财经》:转基因产品已经在中国出现,在转基因作物横行世界的大潮中,如何保持中国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白益民:美国是转基因食品的发源地,转基因食品之所以会出现与美国国情有关。美国是大农场,一个农庄有很多耕地需要耕作,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无法对农场进行除草、杀虫。用杀虫剂又会存在较高的成本和污染残留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发了转基因作物品种。很多转基因的功能都是用来杀虫或者除草,对其他的植被有破坏,阻止它生长,只有自己能生长,当然,也存在一些对粮食作物营养价值上的改良,但大部分的都是保证它除草、杀虫的作用。
所以,虽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从实验数据上来说没有问题,科学家在对它进行论证。但仔细思考一下,虫子吃了转基因的食品以后就活不了,既然转基因能把虫子杀死,它对人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也许对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影响,但是对下一代有没有影响,下几代有没有影响？这方面不能消除人们的担忧。
而且我们还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来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现在相对来说还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包括除草、杀虫、粮食单产的增加还是在于劳动力的投入,并不需要大规模的转基因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目前的角度来讲,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不一定要完全模仿人家的方式发展转基因。
中国现在是一个非转基因国家,这是有一定优势的。很多环保人士,以及日欧美等国家重视健康的人,都想吃非转基因的食物。中国其实可以利用自己非转基因的品牌向世界进行推广,中国是一个非转基因种植国家,所以中国产的作物都是非转基因的,这样我们可以卖一个“议价”,比转基因的食品和粮食价格高一些,打上我们自身标签去卖,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来弥补我们的产量比国外低的缺陷。就是说他们的粮食可能是产量大,卖得便宜,但是他们是转基因的;我们虽然产量小,卖得贵,但是我们是非转基因。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比我们大,但是从收益的角度来讲,并不见得我们就差。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国不要盲目的搞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