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要打工
“在未来的5年、10年或者20年，中国经济还是‘三高’——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模式。”
人民币与美元的差别、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的差距、《孔子》与《阿凡达》的冷热对比等决定了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驱动力是不一样的。
这种差别与个人喜好无关。正如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指出的，中美之间的储蓄和消费不平衡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中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尚处于工业化时期，美国已是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是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美国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中国高度依赖要素投入，美国高度依赖知识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美国并不是要在这些初级加工品上与中国展开竞争。只要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这种类型的贸易争执就会自然消散。
对中国而言，在经济结构上，此次危机虽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需的增长，但各种刺激消费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其背后最为重要的推手，而这种政策有其短期性。另一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当外需萎缩时，哪怕投资已经不堪重负，中国经济得以“保增长”的最有力工具还是投资。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和美国带来的改变很可能只是短暂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告诉《英才》记者，“在未来的5年、10年或者20年，中国经济还是‘三高’——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模式。中国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应该学会在这种模式下生存。”高储蓄和高投资，意味着出口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期内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