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每一年出台的政策，对农民和中国而言，很多是“惊天动地”的。我这里举几个例子。2003年年底我们起草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时，中央明确提出，一是降低农业税税率，而且在黑龙江和吉林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到2006年，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这三补贴政策，后来这些补贴进一步扩大。这些政策出台前还有争议，但出台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产粮食775亿斤，使那一年成为历史上增产量最大的一年，把粮食紧张的局面一下子缓解了。
这几年补贴项目、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又加上了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现在叫农业四补贴。一开始是三十几亿元，一路加到去年达到1230.8亿元。很多政策出台时不说是“石破天惊”，也是出乎很多人预料。例如2005年出台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现在有1.4亿农村学生全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标准一开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随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现在已经到120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刚开始时有人觉得，农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7年一出台就全覆盖。到去年年底，已经有4600万农民纳入低保，月均补差额近60元。2007年曾经提过要搞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还有人担心农村有1亿多老人，能否发得起钱。但2009年就推出试点了。这些政策出台是不容易的，不仅是财力问题，更是观念问题。中央出台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强化，今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属于进一步加强，好政策要延续，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
记者：如您刚才所说，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很高的“含金量”，而且强农惠农政策在不断强化。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陈锡文：今年的一号文件“含金量”高，亮点很多，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突出的新亮点：
一是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上有新政策。文件提出对“三农”的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这12个字，意义重大。以前总量每年或多或少都会增加，但比例有的年份可能还有降低。现在不仅要求总量增加，而且比例要提高，是个更高的要求。
呼吁多年的农村金融服务也有新突破，农发行要开展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业务，“中长期政策性”这6个字，意味着在今后的农业建设中，有相当多的信贷资金要进来，弥补长期以来政策性贷款资金的空白。
二是在改善农村民生上有很多新举措。比如文件专门提出要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现在家电下乡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农村用电量明显增加、用电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来一些负荷小、电压不稳定的线路显然已经不适应需要，这一新措施将有力拉动内需。
三是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推出了新机制。比如农民用“一事一议”的办法，在村内搞公益设施建设，财政给予相当的补助，干就补，不干就不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这次要扩大试点规模，肯定要大大推动农村的公益事业建设。
“四议两公开”制度也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探索。重大事项由村党支部提议、支委会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商议、全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等类似做法，很多地方都在搞，效果不错。这一制度的实质是怎么更好地发挥党员和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正确处理好村支委和村民委员会两委的关系。过去我们要求建立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四议两公开”等做法就是实现这一机制的具体形式。
记者：这样看来，今年一号文件确实亮点不少，非常鼓舞人心。您怎样看待今年我国“三农”发展总的形势？
陈锡文：2010年是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谋划“十二五”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当前农业农村好形势的关键一年。做好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对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新胜利，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
当前，我们虽然面临许多挑战，但同样也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力支持“三农”事业，为农业农村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连续几年增产增收，为农业农村工作积累了经验。我相信，只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够再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繁荣和谐的新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