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增后劲，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强化基础支撑，全面提升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打牢基础，我们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后劲。
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那么，什么是非传统挑战？
陈锡文：传统挑战好理解，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些老问题。非传统挑战更多指的是新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农业的传统功能主要是生产农产品，现在生态、旅游观光、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凸显。这几年美国、巴西等国搞生物质能源，虽然其总量不超过15%，但由于资本市场的炒作因素，反过来对农产品市场影响很大。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转型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农民外出后，既不能在城市定居，又不愿意回到农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相对来说，这些人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新情况，一是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二是城乡经济的关联度显著增强，三是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日益加大。这种新形势既带来机遇，也使我们面临新的挑战。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序言部分提出了五个“把”，非常精辟，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陈锡文：你说的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吧？这几句话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经验，总结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总结了去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的确非常精彩。
经过党的十六大以来7年多时间的改革发展，我们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农业农村发展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特殊重要性。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文件中的这五句话，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第一句话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这与胡锦涛总书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一脉相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提出这句话正当其时。
第二句话是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这几年，大家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呼声很高，既有一次分配的调整，也有二次分配的调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居民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体现在民生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除了在一次分配中增加劳动者收入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通过各种办法来改善农村民生。
第三句话是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去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民得到实惠，但同时推动了这些制造业行业的发展，拉动了内需。只要农民有购买力，农村市场还可以扩大，我们的发展余地宽得很，空间大得很。
第四句话是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和工业企业，农业也有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而且任务相当繁重，必须用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耗能水平虽然不太高，但总量惊人。一年消耗5000多万吨化肥，那都是煤和油气变过来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对国家整体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第五句话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我国城镇化率还不到50%，余地和空间很大；新农村建设需求也很大。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不仅是我们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国将长期存在的发展优势。只要把握好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向前推进，这“双轮驱动”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是中国的特有优势。
记者：您连续参加了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对我国近年来的农业农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这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锡文：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讲的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是一句空话，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农村的改革发展每年都有新的举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台；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号文件定位于指导农业农村工作。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向标，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抓好“三农”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对起草2010年一号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基础支撑。所以大家对起草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认识很一致，各方面都认为必须写，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标志，是个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