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易 问责难
大连市医药管理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公众没有必要对这无法召回的3万人份狂犬疫苗担忧，因为问题疫苗事件曝光后，国家药监局除了召回之外，已经开始密切关注问题疫苗使用者的不良反应，也建立了畅通的不良反应上报渠道，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上报不良反应。”
这位官员并未详细说出 “畅通的上报渠道”的具体情况。一些已注射者则认为：“狂犬病潜伏期有5到10年，甚至更长，况且一旦发病死亡率100%，真要中招，哭都没有地方哭去。”
大连一疫苗经销商则透露，追踪未能召回的疫苗其实并不难。疫苗不同于一般药品，根据有关规定，疫苗的生产企业需要对销售方向做详尽的记录，而医疗机构购进和使用也同样需要做完全记录。因此不管有没有使用过，通过经销商和医疗机构渠道的记录，就能对疫苗的流向完全掌控，就算已经被注射，也能按地址找到具体的人。
当然也有真的无法追踪的个案。陶治明就承认，之所以那么着急地找企业，就是因为他留给医院的个人详细住址是假的，怕出事以后企业不认账。“那时也没想那么多，随意写了一个而已，我就知道有好几个人的住址是假的。”
陶治明等已注射者想找企业承担赔偿等责任的想法。现在看还难以落实。金港安迪所属的大连金港集团一位自称是集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公司的负责人也被抓了，几百名工人已经放假两个月了，眼看厂子保不住了，拿什么来负更多的责任？”
药害责任追究与救济制度之缺
对于问题疫苗注射者如何善后，北方某市药监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辩称，就算日后出现不良反应，也不一定就是药本身出了问题，更不能直接将板子全打在药企和监管者身上，“受制于管理水平、监测手段、生产工艺以及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用药等客观存在的原因，药品出现不良反应等药害事件自然也在所难免。”
其实，对于陶治明等已注射者提到的类似责任赔偿等问题，早有专家建议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药害赔偿救济制度，而且还需要一部对药害责任有效追究以及对受害者救济帮助的特别法，来保障药害受害人权益。
对药害事件中受害者进行救济，国际上有两种做法，一是建立公法意义上的救济制度，制定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法，设立专门的救济基金，由政府直接监管与运作，给予患者救济，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二是实行严格的产品责任制度，即生产、经营者对所生产的缺陷产品承担无过错责任，并通过产品责任保险实现赔偿，如德国和美国。
3月8日，31名来自医药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举行座谈，中国医药企业协会副秘书长牛正乾起草的“尽快制定《药品安全法》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建议书，得到了与会人士的热烈响应。
牛正乾认为，“在制定 《食品安全法》的同时，请全国人大尽快将制定《药品安全法》纳入立法规划，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他同时建议，《药品安全法》还要确立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药害事件受害人集团诉讼制度及药害事件公共救助基金制度等三大核心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西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明雯等人，更是专门提交了关于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害责任追究与救济法》的议案。
王明雯说，目前由于没有专门的药害侵权救济特别法，我国只能依据 《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侵权的规定为药害侵权寻求救济，而这种无视药品特殊性，对药害侵权仅适用一般产品侵权救济法理与规则的做法，已经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