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并没有任何的偏袒。”胡建忠说。据了解，截至目前为止，案件的两被告仍未提出上诉。
然而，在采访中，也有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国家卫生部规定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单只有87个，但上百年来百姓长期食用的、具保健功能的传统食品有成千上万种；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有114种，而实际上这种物品也数以万计。
另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隐约透露，由于有关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报批保健食品需要花费二三十万元，对于他们这样代理几十种国外保健品的公司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同时，目前每年每种产品送交卫生部门检查的费用就要上千元。食品安全法颁布后，身份尴尬的保健食品行业规范问题日益突出。
该人士建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内容还需进一步细化，如保健食品和普通食品的界定等，否则会在执法上带来困难。
“打假为牟利”民间打假路向何方
无论如何，韩飞的胜诉，对于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然而，在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注意到———韩飞既是消费者，他还是一个“职业打假人”，此种胜诉的先例一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胜诉的判决无疑对于规范食品安全，打击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也要警惕知假买假的行为。如果有人将有问题的产品告上法庭，胜诉之后再次购买，之后继续上告，如此往复，必将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说不过去。
不过，也有法律人士表示，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后，由于推广等滞后性，普通消费者还未来得及消化新法对他们的保障，职业打假人视角相对敏锐，加之利益驱动，他们在维权上首当其冲，“不管职业打假人是根据什么身份打官司，他首先也是消费者，其有权利维权，且其维权行为也会对商家的不良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据了解，目前，国内各大城市都活跃着一群职业打假群体，他们的取财之道非同一般———不用上班打卡，也不需要干什么苦力，只要专门花钱买东西，找出东西的问题所在，然后找商家索赔，以此获利。
“我的出发点是以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带动老百姓，以经济惩罚的手段，打掉无良商家；虽是为谋利，但打假行为客观上对社会有益。”韩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就是职业打假人。
据了解，早在食品安全法审议之时，就有专家表示新法之所以要制定“10倍赔偿金”条款，旨在动员公众通过诉讼手段来打击食品违法行为，让食品造假、食品不安全因素等行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不过现实却是不尽人意，食品安全法已实施2个多月，但大多数消费者在考虑维权的同时最先考虑的仍是寻求司法救济所需的复杂程序、取证的经济成本以及高昂的时间成本，于是在侵权面前人们往往还是会直接选择放弃，或者更直接地去寻求职业打假人来帮助自己维权。
另外，胡建忠还指出：“无论是‘职业打假人’还是普通消费者，目前的打假行为都集中于食品和药品等价值不高的商品上，高科技领域打假行为很少，因为高科技领域的商品一旦进入司法领域，涉及的鉴定费等，消费者都难以承担。”
“针对目前岌岌可危的食品安全以及知假买假等情况，在程序方面应当拓宽消费者权益的救济渠道，加重经营者的举证责任，简化诉讼程序，支持消费者积极维权。”同时，胡建忠表示，要让“10倍赔偿金”真正对造假的食品生产者、销售者产生威慑力，就必须发挥消协等非政府公益组织的作用，并进一步规范民间打假行为，整合民间的力量，结合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有力的打击。
本报深圳8月12日电
相关案例
★6月1日，青岛打假人闫友在沈阳的一家大型商店内获得了10倍的赔偿，成为食品安全法实施后在沈阳维权成功的第一案。从6月1日到6月4日，闫友在沈阳完成2次“打假”，预计获得近2万元“收入”。
★6月23日，北京职业打假人杨连弟花了5800元，在昆明某药店购买了一盒100克的燕窝后，认为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值，产品标签中强制标示内容应有制造者名称和地址、日期、配料清单、配料的定量标示等十余种标志，但该产品标志并没有达到相关标准。在当地工商局调解未果后，向法院提出了要求药店方面承担10倍的赔偿，并连带赔偿其他损失，总计约7万多元。
★6月4日，职业打假人赵建磊依据食品安全法将王老吉的销售方———北京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销售方给予10倍赔偿，理由是该产品中的夏枯草、蛋花和布渣叶属于非法添加的物质。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