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流感，就是造成全球性大流行的流感（pandemic influenza）的简称。当新的流感病毒亚型出现并能够在人群间轻易传播时，大流感就有可能爆发。现在距离我们最近的大流感，就是时下正在传播的甲型H1N1流感。
6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将此次由甲型H1N1病毒引起的流感疫情，提高至最高警戒级别6级。截至2009年7月6日，全世界共有94512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429例。
鉴于疫情的大规模蔓延已经不可避免，7月16日，世卫组织宣布，将不再继续发布各国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人数。
从目前的病死率情况来看，此次大流感的致死率为0.45%，与普通季节性流感相近。研究结果也表明，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性并不强。但此次大流感仍然足以让我们警醒，因为即便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仍然不能将病毒拒之于门外。那么，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致死率更高的大流感，我们应该如何备战？
7月14日，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教授管秩及其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论文指出，在新的流感病毒所引起的大流感形成以前，这种病毒就可能已经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中潜伏多年。而对流感病毒的更加全面深入的调查，则可能为阻断下一次大流感的爆发提供科学依据。
1918始于1911
在20世纪，资料保存最完整的三次大流感疫情分别是1918年的H1N1大流感、1957年的H2N2大流感和1968年的H3N2大流感。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这三次大流感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少的也有100万人，如1918年那次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超过5000万人。
流感病毒之所以能每隔几十年便引发一次大流行，在于其抗原的突变。血凝素（HA蛋白）和神经氨酸酶（NA蛋白）构成了流感病毒的抗原——人类免疫系统的抗体所攻击的目标。其中，血凝素的作用是令病毒侵入宿主细胞；神经氨酸酶则可帮助病毒在宿主体内传播。
流感病毒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不能导致抗原的变化。即便抗原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大多数人的免疫系统还是能够迅速克服这种变化，产生适当的抗体，并最终康复。
但是，当流感病毒的抗原发生突变时，情况可能会变得很糟糕，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都会改变，人类的抗体也将束手无策。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人类仍然无法征服流感的原因所在。
不过，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突变的发生，突变发生在哪个物种或者哪些物种之间？在突变发生以后，要过多久病毒才会渐变为大流感病毒？这些问题，却长期困扰着人类。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恰恰对于备战大流感而言至为重要。
而要想揭开谜底，则必须把病毒放回到流感大家族家谱——“进化树”中。在最新的研究中，管轶及其团队同事利用贝叶斯定理、分子生物钟理论和系统发育方法，应用进化模型来推断病毒突变可能发生的时间。结果表明，1918年造成至少2000万人死亡的流感病毒毒株可能自1911年就已经在哺乳动物——很可能是人群和猪群中存在。
在病毒形成伊始至渐变为大流感病毒的这段时期，猪源病毒和人源病毒可能通过与禽源病毒进行交换，而最终导致了流感病毒毒性的增强，并最终形成了1918年的大流感。
管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结论推翻了之前在科学界主流的看法，即认为1918年的大流感病毒是直接由禽源流感病毒变异而来，只是在成为大流感之前不久才感染人类。
当然，1918年的大流感病毒到底来自哪里，仍然存在着争议。
1997年，美国国防病理中心的病理学家杰弗里·陶本伯格（Jeffery Taubenberger）所领导的研究小组第一次从死于1918年大流感的尸体肺部检测出流感病毒的RNA片断；2005年，陶本伯格及其研究小组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1918年大流感病毒很有可能是来自于禽类，在经过两次关键变异之后才在人群中传播开来。这一结论直到今日仍受到一些科学家的质疑。
监控重于泰山
管秩及其团队的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全球大流感发生的可能性，要比之前的设想要高。
20世纪发生的三次大流感，都是流感病毒在多种生物间的变异重组而发生的。而且，这三种大流感病毒的毒株，都是至少由两种毒株通过重组而成；其中一种是已经在人类传播的流感病毒，而另外至少有一种毒株来自于动物。
造成2009年此次大流感的新型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某些方面与1918年大流感病毒相似。
今年6月11日，管轶及其团队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时就指出，新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株，是由两种猪流感病毒的基因重组而形成的，并且这两种猪流感病毒在猪群间已经流行了至少10年。
这种甲型H1N1流感毒株，在今年1月已经进入人体。但具体在哪个地域进入人体，目前尚不清楚。
由于流感病毒的重组变异能力强，因此，管轶及其团队指出，监控猪群的流感疫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次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就是由于没有对猪群间的流感病毒进行系统的监控，导致该病毒一直存在且有机会不断发生演变。
2009年5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刘文军博士，在《动物疾病与公共健康》和《临床病毒学杂志》发表论文指出，在中国的猪群中并没有发现H5N1的病毒感染，但H3N2、H1N1、H9N2的病毒感染是存在的，而且近年来人流感病毒和猪流感病毒在猪体中的重排现象有所增加。
因此，刘文军及其同事呼吁，中国猪群中猪流感病毒日趋复杂，迫切需要建立长期有效的病原学监测体系，以掌握猪流感病毒的流行和遗传变异情况。
6月18日，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河冈义裕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也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指出，部分甲型H1N1流感病毒已出现变异。报告指出，变异发生在甲型H1N1流感病毒表面的血凝素上，这种刺状的流感表面蛋白承担着让病毒附着到人体细胞上的作用。
这表明，甲型H1N1流感病毒正处于逐渐适应人体并变得更容易感染人类的阶段，今后必须密切监控上述变异，因为病毒因此变得更容易与人体细胞结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当然，亦有人怀疑，此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很可能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今年7月9日，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陈继明研究员就表示，在实验室里，利用反向遗传操作技术，人为制造北美新毒株对于全球诸多从事流感研究的实验室，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可以不留下任何人工操作的痕迹；也就是说，人为制造的病毒和自然形成的病毒没有区别，因此，现有的信息不能排除北美新毒株来自实验室的可能。
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世卫组织还是主流科学界，并未认同这种看法。管轶就告诉《财经》记者，他仍然坚持认为，新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毒株是自然进化形成的，而非出自某个实验室。
在他看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对流感病毒的大流感性（pandemicity）缺乏足够认识；任何人为制造出大流感病毒的说法，都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揣测行为而已。■
（徐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