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风险
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农业资源的博弈，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不过，在这一竞争中，中国受到“西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两方面压力。
所谓“西方主义”，是指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等国家农业的全球扩张。他们甚至将之冠以“新殖民主义”。西方国家的一大指责是，这些穷国本来就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年年闹饥荒，年年需要国际援助。但是，当国际社会把救灾粮食运进这些国家时，外国的农业投资者则把大量粮食运出。这实际上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本土主义”则是来自这些接受外资的国家内部的抵抗。这除了一般的排外本能外，其中一大理由是这些国家政治腐败，政府经常把本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拥有或耕种的土地收夺过来卖给外国投资者。这样，当地人就觉得是外资抢了他们的地，外资进而成为众矢之的。尝够了拆迁之苦的中国人，想必对此很容易理解。
“西方主义”的压力应该有办法对付。所谓外资抢夺穷国的食物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穷国长年政治不稳定，经济落后，无力开发自己的农业资源，急需外资的介入。有人估算过，外资开发的土地，每公顷的产量至少比非洲现在的平均产量高出一倍。仅此一项，就多出了3000万到4000万吨的谷物。而世界一年的谷物交易额也不过才2.2亿吨。饼做大了，自然就好分。中国应该和当地政府发展出互益的合作方式，比如按总产量的一定比例为当地社会供应粮食。要知道，当地农民种的地，比起中国投资的农场来说亩产一半也不到。中国建的农场即使把产量的一半卖给当地，一半运回国，也并没有影响当地的粮食供应。实际上，在赞比亚，大约四分之一的鸡蛋都是中国农场供应的。只要能够长期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问题作出贡献，“新殖民主义”的理论也就不攻自破。
而“本土主义”的威胁则更难对付一些。因为当地政治不够清明，政府确实经常把掠夺来的土地转让给外资。而政治不稳定也经常导致权力的不正常交替。如果和政府站得太近，太不顾及社会的反应，则一旦政府垮台、反对力量执政，则过去通过政府而进行的投资就都前功尽弃。所以，如何既和政府打交道又和当地社会打交道，是农业全球化成功的关键。
中国有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把大量农民送到海外精耕细作，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量的农业移民最容易引起“本土主义”的仇外情绪，并不是个可靠的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培养新一代国际农场主。这些人不仅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并且懂得经营管理、了解外国的文化和社会、掌握着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出去组织生产，雇佣当地人为自己服务。培养这样的人才，对我们的农学院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中国在军事上也必须发展出能够随时救助自己侨民的快速反应能力。（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