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水稻生产周期波动的特征。（1）波动周期较短，波动频繁。除了这三次较大幅度的波动外，还存在若干较小幅度的完整波动。若不对波幅进行界定，则存在8次完整波动，平均周期仅为3年，比基钦定义的“小周期”长度4年还要短。（2）波动的周期长度不规则。这3次波动的年距分别是9、5、8年，且每一次波动从波谷到波峰的年距与波峰到波谷的年距不一致，表明水稻生产的影响因素较多。（3）波动幅度大。波动幅度分别为12.1％、10.6％和14.8％，表明水稻生产波动较为剧烈，稳定性较差，容易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4）波峰平均值小于波谷平均值，表明水稻生产是减产容易，而增产较难。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创记录地连续5年增产，重要的启示在于：一是促进粮食增长的手段主要是经济性的，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效果；二是粮食增长的步伐是稳步的，没有产生明显的过量或短缺；三是粮食消费结构发生新变化，除传统消费外，粮食用于能源消费打开了粮食丰收时出路不畅的瓶颈。但是，总体而言，我们依然面临 “粮多办法少、粮少办法多”的问题。
2.粮食供求宏观预见力和应变力弱，难以发挥抑制生产波动的作用。面对2007—2008年全球出现的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局面，诸如能源、生物质等新兴粮食消费的剧增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这样的局面，政府采取怎样的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传导机制的走向极为关键。国际国内粮食稍有“风吹草动”，我国便出台各项政策限制粮食出口，禁止粮食加工转化的刚性控制政策。以2008年上半年为例，面对全球粮价上涨的局面，泰国作为头号大米出口国，借国际粮价市场的攀升大量出口粮食（尽管更多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民没有仓库来储粮，他们收割后只好立即出售），赚取了一大笔外汇，大大增加了农民和米商的收入。而与此同时，我国不仅没有把握时机，扩大出口，反而采取限制出口的刚性政策，在国内市场上形成错误的粮食价格传导机制，直至下半年秋收带来库存充裕的状况后，才决定通过取消玉米、杂粮等粮食产品的出口关税，减低小麦、大米等的出口关税等各种政策鼓励粮食出口，而此时国际粮价已经大幅下跌，限制出口的刚性政策则让我们错失良机，取而代之的，是粮价下跌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巨大挫伤。这反映了国家对国内粮食生产、消费和库存的家底不清，调控政策出台滞后，应变能力不足。
3.弹性的加工转化政策是抑制粮食波动的重要举措。在石油能源、粮食和生物能源三者之间，只有生物能源是一个较大的变量。生物能源的一边，用于替代部分石油能源的需求和缓解石油价格上涨；另一边，则可用于调节粮食供求和抑制粮食价格波动。因此，在“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粮食加工杠杆，建立弹性的转化机制，利用生物能源来调剂粮食市场的供需将有助于粮食生产快速发展。在粮食出现阶段性过剩的丰产年份，可适当鼓励发展粮食能源消费，既能吸纳市场消费的剩余粮食，缓解能源压力，又有利于稳定粮价，增加农民收入。在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一般年份，特别是粮食供应偏紧平衡的年份，应严格控制粮食能源消费，避免出现能源消费与人争粮的现象。与此同时，根据粮食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能源作物与粮食作物比例也可作为促使我国粮食发展走出波动困局的一种替代机制和弹性机制。
（三）从动力机制视角看，如果不能有效调动产区政府抓粮和农民产粮的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发展难以持续。
1.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粮食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众所周知，种粮比较效益偏低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之一。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微观主体，其种粮积极性直接关系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合理利用粮食补贴政策。目前的补贴政策仍存在一些不足，表现在：政策补贴的标准往往并不完全与粮食生产的产出水平挂钩。如水稻良种补贴政策，实际上是惠及政策实施范围内的所有水稻生产者，以种稻面积作为补贴依据，与产量水平高低无关；另外，部分省份的粮食直补政策，也是与种植面积挂钩，而不与出售商品粮的数量挂钩，这种普惠制性质的补贴政策并不能直接有效地解决增产与增收的矛盾。因此，未来粮食补贴政策应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要遵循“谁种补谁，多种多补”的原则，实现福利性补偿向生产性补偿转变；二是补偿要向规模化和商品化倾斜，实现口粮化补贴向商品粮补贴的转变；三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补贴力度，补贴要争取做到“保持存量，用好增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