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鲁明中还对比了国内外食品的不同包装方法。他说：“中国目前所销售的牛奶都是以200克、500克为计算单位的袋装牛奶。然而，在美国的超市里，人们喝到的牛奶都是1-2升的桶装牛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开始从食品包装下手，尽量加大食品的容量，降低包装物的产出数量。”
“在美国，扔垃圾需要向相关区域的物业公司缴纳一定费用。通常情况下，以‘别墅’为单位，一个别墅一个月最少要向物业公司缴纳100美金的垃圾管理费。部分公寓还会施行计量收费。比如，一公斤垃圾需要缴纳1元美金。以此来控制家家户户的垃圾产出。”鲁明忠说，在中国，很多人家把废弃物卖给收垃圾的人士，来赚取少量费用。这种垃圾处理方法的好处就是收垃圾的人自行分类垃圾，能更准确的提炼出可循环使用的有机废物。但是，由于可以将废物卖钱，普通人对于这些垃圾的危害就不会更加重视。
“如果垃圾没有进行很好的分类，即使进行垃圾焚烧处理，渣土、菜叶等不易燃杂质也会降低焚烧效率。因此，垃圾处理时还要添加助燃物质，这就提高了垃圾处理的成本。因此，垃圾分类就成为处理垃圾时相对关键的步骤。”鲁明中说：“目前，一吨垃圾处理需要花费150元—160元。北京目前每天产出1.8万吨垃圾，北京市每天的垃圾处理成本就要在270万元。”
王胜利也表示，在日本垃圾处理会从源头就做起，他们要垃圾清楚分类。日本一般把垃圾分为四类——可燃性垃圾、不可燃性垃圾、批量印刷废纸类、瓶瓶罐罐类，甚至瓶盖和瓶子都要分别存放，并且每星期分固定的时间来回收分类好了的垃圾，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规定，比如每周有两天是回收“生垃圾”，即那些做饭后剩下的菜叶子等垃圾。有的家庭怕这些生垃圾在家里放几天会有异味，因此还会把它装好冻在冰箱里。
但在中国目前的环保技术水平根本无法达到。“这是因为垃圾从源头就没有做到分类处理。”王胜利说，现在普通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做法还是不太理解，但他相信若干年以后，政府在财力、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重新将已经填埋的垃圾翻出并进行分类处理。
“‘减少垃圾’的根本就是改变人们肆意扔掷垃圾的行为。从教育入手，给孩子们开展环境卫生课，增加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鲁明中说：“在美国，我曾经看到一个大约2、3岁的儿童，在拆装完食品包装袋以后，一直将包装袋攥在手心里，直到看见垃圾桶，才将它扔掉。这种行为让我们看到一个幼儿在成长过程中所从父母、以及其他人的身上无形中学到的环保意识。对于中国的孩子，这种意识只能通过教育途径慢慢深入孩子的心中，形成一种公众普遍遵守维护的道德行为。”
对于鲁明中观点王维平也表示赞同，同时他也告诉《北京科技报》，要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首先是一次性投资巨大，建立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大约是一个垃圾填埋场投资的5倍，以高安屯焚烧发电厂为例，建立这样一个焚烧发电厂需要8.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而建立一个同等规模的垃圾填埋场只需不到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其次，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操作、运行非常复杂，要让固体污染物也就是垃圾在焚烧后不产生气体污染，需要严格执行烟气净化系统。
最后，垃圾焚烧发电的设备也必须要在高温下进行，炉温至少要超过1000℃。王维平就此解释说，因为像塑料或一些高分子材料垃圾在360℃到820℃的温度下燃烧会产生10多种致癌物质，而只有当炉内的温度超过820℃或者低于360℃时才不会有致癌物质产生。这里有一个技术控制的关键：垃圾焚烧发电时要求设备在起炉和停炉的时间要短，停炉时需要在3秒内即将炉内温度从1000℃下降到360℃以下，这可是一项需要超高技术的活儿。
“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兴建垃圾处理厂，而且还要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为什么不直接减少垃圾的产生呢？”王维平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北京市垃圾的根治方式。
“我们应该从源头上减少北京市垃圾的产生，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限制产品的包装。”王维平说。此外，王维平表示北京市现在实施净菜进城、重视旧货交易和废品回收也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