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们还能吃什么”这种担忧和恐惧将渐渐远去
■观察记者 刘 静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八大菜系鲁、川、粤、苏、湘、闽、徽、浙，犹如天上的星辰颗颗闪耀；烹调方法烧、炸、烤、熘、炖、爆、熏、卤、煎、贴、蒸近百种，演绎出了近万种中餐菜式；而一桌著名的清宫宴席“满汉全席”，120多道菜品尽显中国食文化华丽、气派的天朝风范。
然而，如今孔老夫子口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世间规律，却渐渐在“食品安全”这个拦路虎前失去了光彩，黯淡了光芒。
2004年阜阳奶粉事件，13名婴儿在牙牙学语之时就被夺去了稚嫩的生命，200名婴儿则在严重营养不良症的笼罩下艰难成长。
2005年英国最大的食品制造商第一食品公司生产的产品中发现了被欧盟禁用的“苏丹红一号”色素，而使用这一产品制作快餐的肯德基则让全球老百姓都吞下了“致癌”物质。
2006年福寿螺这个拥有美好涵义的食物，却导致严重的管圆线虫病例，这种病即使在痊愈后仍需要1年半的恢复期。
2008年，全国各地陆续收治了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1000余人，卫生部调查证实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了三聚氰胺污染。
在一次又一次食品安全事件的心理震撼中，中国的老百姓渐渐知道了很多可怕的事实—“蔬菜是洒农药的，猪肉是放激素的，鱼是用福尔马林泡的，红肠是涂了色素的……”
面对如此现实，有人不禁疾呼“现在我们还能吃什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承载着厚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横空出世，昭示天下。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食品安全法》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被表决通过，于2009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我们需要这部法律，我们期待这部法律，因为只有当一切约束上升到了“法制和法治”后，做为消费者的我们才拥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利。
重塑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机构过多、互相推诿”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真实写照，也是造成种种食品安全事件的重要原因。为改变这一现状，《食品安全法》做了多条规定，力图打造一个“无缝衔接”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首先，经过多方研究，《食品安全法》明确设立了一个“食品安全委员会” 以加强对各有关监管部门的协调、指导。
据悉，食品安全委员会是继国家反垄断领导小组与国家医疗改革领导小组之后的第三个副总理级的议事协调机构，卫生部相关官员表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将设在卫生部，具体的人员设置归国务院负责。”而从行政级别来看，食品安全委员会属于国务院主管，最高领导级别高于卫生部。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将下设食品安全科学技术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委员会等三个机构，这三个职能部门将很好地对接《食品安全法》的法律功能。
其次，《食品安全法》在现行监管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此外，《食品安全法》还加强了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的工作机制。
再次，《食品安全法》确立了统一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则。今后，我国只有一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除此之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的不统一、不完整，一直是国内相关法律的技术性软肋，也是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同样是黄花菜，根据卫生部门的标准，它不属于“干菜”，不得有二氧化硫残留；而根据质检、农业部门的规定，黄花菜属于“干菜”，且明确了其二氧化硫残留标准。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一方面未与国际标准接轨，比如食品中是否含有“苏丹红”，欧盟标准早就有了明确规定，我们的标准却是“先出事后发布”，标准的预警功能严重缺失；另一方面是标准太多、太乱，多种标准形成冲突，既让守法的企业茫然无措，又让一些不法企业乘机钻了空子，“三鹿奶粉事件”就是暴露了这一现状。
因此为了解决目前一种食品有食品卫生和食品质量两套标准的问题，国家将统一制定一套国家标准，《食品安全法》同时还明确了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原则，那就是：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