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利坚花生公司沙门氏菌花生酱事件曝光后，一名美国网民Jane的博客上有一篇短文：美利坚花生公司的CEO----很高兴我没有生在中国。背景链接的是中国三鹿集团的四名高管，身穿黄色囚服站在法庭上受审的画面。实际上博客作者是借“三鹿高管受审”讽刺美利坚花生公司的CEO至今仍逍遥法外的现状。两个事件还真有可比性，当编者将事件的来龙去脉理清之后，不得不感叹：虽然“三鹿奶粉”和“美利坚花生”相距万里之遥，但公司CEO们的所作所为却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首先，社会主义中国的高管和资本主义美国的高管都利欲熏心，为了利润可以不顾消费者的死活。资本可以让人丧心病狂，恰如邓宁格的名言：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马克思在引用邓先生的精彩论断时，并未对资本做“国别”的区分，这个标准各国通用。
其次，中国和美国企业高管可以如此胡作非为还因为两个其他的原因。一是政府监管机构的失职，二是政府的庇护。“三鹿奶粉”的故事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而“美利坚花生”的故事才刚刚在美国被媒体公诸于众。从目前看到的报道，该公司的总裁居然是美国政府监管花生质量监管委员会的成员。他是不是凭给共和党政客捐款获得这一职务还不得而知。另外，是不是因为他是联邦政府一个委员会的成员，美国的联邦和州监管机构都对他网开一面？
这个也让我们得以直视中美的很多不同。究竟哪个制度更好、更有效率，读者或许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个不同是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美利坚花生公司的丑闻被媒体曝光之后，国会举行了听证。听证在美国已经成了信息交流和问责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为立法机构提供了巨大的监督政府和企业的权力。自从美国进入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听证几乎是三天两头都有。
第二点不同是在官员、企业或金融集团的高管被国会传讯听证，被传讯的人可以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他们的回答可能被检方用作起诉他们的罪证。美国法律也规定，如果在作证时撒谎那是同样要锒铛入狱的。
最后，中国的司法程序相对比较快捷。“三鹿公司”的高管已经纷纷被判刑，而美国人可能要等若干年才能看到美利坚花生公司高管成为阶下囚的那一天。
沙门氏菌疫情爆发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宣布，2008年末2009年初，有44个州出现由于吃了含有花生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的情况。到2009年2月，已有9人死亡，至少637人致病，其中半数是儿童。实际的数字可能还要高。明尼苏达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官方机构结合流行病学家的分析和实验室的实验，确认这次鼠伤寒沙门氏菌是由位于乔治亚州的美利坚花生公司的产品引起的，该厂生产花生酱、花生饼粉和花生糊等。这次疫情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食品召回，截止到2009年2月15日，至少有226个公司的2226种含有该公司生产的花生原料的产品被召回。因为该公司的产品并不直接卖给消费者，而是配送给长期的客户，包括学校、疗养院、送餐服务机构、小食品加工商等。产品还销往加拿大、海地、韩国、特立尼达。
联邦紧急事件处理委员会甚至召回了送到遭受暴风雪地区的应急食物。在肯塔基州，因为暴风雪造成电力中断，美国邮电部门不得不挨家向居民送达联邦紧急事件处理委员的公告。国家食品库不得不丢弃数以千磅的应急食品。
虽然这种召回并不涉及花生酱的大多数品牌，但是很多顾客已不购买其它的花生产品，其销售量下降了25%。这对花生行业和农场主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已经因为经济危机而受到了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