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食品召回制度、统一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取消食品“免检制度”……6月1日起，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食品安全法在中国正式施行。(长江日报5月31日)
基于2008年混乱至令人惶恐的食品安全乱象，《食品安全法》随之诞生，并终于开始实施。媒体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预报，在普法式的宣传口吻中，有媒体以“买假消费者可要求10倍赔偿”的题目，来渲染《食品安全法》施行的喜悦和期盼。虽然从立法本义而言，从源头抓起，落实生产经营者责任，规范各项标准，完善政府监管职责，食品安全法以全新的理念和制度，从法制角度为公众构筑了严密的食品安全网络。然而，比《食品安全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心理依傍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法》从法理到现实落地后，仍然在于后继的执行力是否能真正到位，因为只有“执法必严”的实现，才能构成一部法律法治目的的完美性。
在《食品安全法》之前，关于食品领域恶行的反制，并非一片空白。无论是《食品安全法》的前身《食品卫生法》，还是消法和合同法，从来都不缺乏罚则甚至是重典罚则。然而这些年来，大头娃娃、三鹿奶粉、苏丹红……在那种类繁杂的食品违法添加与反添加的斗争过程中，这些既有罚则常常失去了功效。最简单的例子，是三鹿奶粉事件从危机萌生到厂家隐瞒到政府部门隐瞒到危机公关到事件败露到最终善后追责，历经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这里有公权失位有监管缺失有商德沦陷有人格堕落。在这些“有法可依”却明显“执法不严”的事件夹隙里，诸多孩子的健康遭受到了损害，即使今天他们的身体损失可以通过经济补偿和政府的公益救助得到弥补，但围绕孩子为圆心的家庭心因性心理伤害，却注定难以愈合。
更何况，在“买假消费者可要求10倍赔偿”这样的规定中，本身就隐匿着雷声大雨点小的意味——虽然“损一罚十”进入《食品安全法》，对于消费者虽可获得10倍赔偿，看似很大，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来说处罚仍然太轻。就像有公民担忧的那样，孩子喝了10块钱的不安全奶粉，可能会住院甚至导致死亡，如果生产者只需要赔偿100元就算得到了惩罚，实在太少了。而且，消费者维权时是“可要求”10倍赔偿，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法规中“可要求”等同于生产经营者“必须”付出这部分违法成本，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产品验假过程中的检疫、质监、工商等环节就不得不由消费者自己来跑。加上检验样品需消费者自己掏钱买的检验前提，无疑加大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而这些环节和前提，无疑也可能为相关部门懒作为和不作为埋下了伏笔。由此说明，即使在《食品安全法》中，仍有给消费者维权添堵的地方，需要更细的规定进行疏导。
回望数年来的食品安全事故，总是从中能透视到公权不作为的魅影，因此这说明食品安全的乱象由多种原因纠结杂交而成，并非仅仅是法律条文缺失的问题。因此一部基于法理正义的《食品安全法》的落地实施，并不等于它会是打开食品安全乱结的万能钥匙。在食品安全问题滋生的社会土壤尚未清除，在地方政府基于GDP目的的经济保护短视依存，在企业与公权部门权钱交易寻租总能辨见的前提下，对《食品安全法》过于期待过于乐观，有些盲目。因此，只有翻新食品领域的社会土壤，剥离公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百般纠葛，在“有法可依”基础上真正做到“执法必严”，才能期望构建一个食品领域的相对绝对的安全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