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世界最权威的四大综合性医学期刊之一《英国医学杂志》邀请他们的读者投票选出自1840年该刊创办以来最伟大的医学成就。长长的提名名单包括：青霉素、阿司匹林、口服避孕药、心脏移植术、X射线、试管婴儿……然而，最终以15.8%的选票高居榜首的医学成就却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建立的新型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简单地说就是下水道和自来水。
这种新型污水处理和供水系统是在1848年英国霍乱大暴发的背景下，由公共卫生改革的先驱、律师埃德温·查德威克克服重重阻碍促使英国政府建立的。查德威克在其被后人认为是现代公共卫生发韧之作的《英国劳动阶级卫生状况报告》中说道“各种卫生习惯的养成由于供水不足而受影响”。由于水源受到污染，生活用水的质量得不到保障，极易导致霍乱暴发。事实证明，现代给排水系统的建立使19世纪欧洲的大众健康状况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870年到1970年之间，新型污水处理设备和供水系统使人口死亡率下降了75%，而世卫组织则表示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措施减少了9%的疫病。
人们尽可以把这种投票活动当成杂志搞的噱头，但是请不要忘记，《英国医学杂志》的读者是世界各地的医学研究人员，如此票选结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整个医学界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持续而强烈的关注。这种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与1848年英国面临的情况类似——人类正在面临严重疫病的威胁。
这并非空穴来风，杞人忧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在其著作《逼近的瘟疫》(三联书店出版)中以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充分论证了这种担忧。
就人类同环境中存在的病毒、细菌以及寄生虫的关系而言，人类已经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这种担忧并非开始就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医生们还有过极其乐观的时期。抗生素的种类和效力在不断增加，其速度之快使临床医生和科学家把细菌感染的疾病不当一回事儿。而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苗和60年代天花疫苗的巨大成功更使得全世界的医生乐观地认为人类在对微生物的战斗中将一路胜利下去。但是，在1975年天花的全球防治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消灭疟疾的行动却遭受惨败：寄生虫对特效药氯奎产生了抗药性，而疟疾的主要传播渠道蚊子也对滴滴涕和其他杀虫剂有了广泛的抗药能力。
疟疾只是旧流行病卷土重来的例子，在作者看来更为严重的还有新发现的疾病反复暴发(马丘波、马尔堡、黄热病、埃博拉、艾滋病)；流行性疾病向新的地区传播(拉美的霍乱)；人类的技术助长疾病的流行(中央空调系统为呼吸道传染病创造机会)；人为地破坏当地的居住环境后，疾病由昆虫和动物传播给人类等等。
作者认为，“就人类同环境中存在的病毒、细菌以及寄生虫的关系而言，我们如今正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正如书中所说，自上个世纪以来，通过征服者、战争、商人、运输中的动物和食品，疾病早已形成全球流行之势。而如今，人员、商品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迅速流动更是疾病全球化的推动力量。
1976年
猪流感在美国引发的一场诉讼
流行病专家与疾病战斗的故事，大多都像恐怖电影一样挑战你的阅读极限，但也有例外，那就是1976年美国暴发的一次猪流感，整个过程更像一场闹剧。
那年1月，在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和总统换届选举前夕，新泽西的一处陆军训练营迪克斯堡里有13名新兵感染流感病毒，并有一名新兵死亡。经过测试，发现此种病毒是A，H1N1型流感病毒(即甲型H1N1流感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很快将这一结果与1918年暴发的西班牙流感联系起来。 那一次的西班牙流感在约6个月内夺去两千五百万
到四千万条生命，比持续了52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多。
这一流行病也掀起了一阵积极研究的浪潮。1932年，理查德·肖普通过实验找出了“猪流感”：他从生病的家猪鼻孔里取出分泌物，并将猪的分泌物抹进其他动物的鼻腔和口腔，成功地使其他动物受到感染。肖普的猪病毒正是A，H1N1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提出，迪克斯堡的变体可能与1918年至1919年导致上千万条生命死亡的病毒相同或相近。
在巨大的不安下，当时的福特政府和国会很快在当年3月份决定拨出1.35亿美元，供生产足够的疫苗使用，“以便使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能接种”。 随着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疾病并没有持续，科学家认为，现在根本不是进行群众性接种运动的时候，但此时美国政府圈内争论的却不是接种与否，而是如何顺利完成两亿份疫苗的生产任务。猪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在10月1日正式开始。然而，志愿接种的人数却非常少，远远低于预防疫情所需要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