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价格对供需变化非常敏感，很少的过剩或短缺，都可能导致很大的价格波动。政府部门手上有权力，如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得不好，有可能加剧农产品(16.90,-0.33,-1.92%)的价格波动
猪价下跌原因
2007年，猪肉价格暴涨。在奥运会前猪肉价格暴涨，政府急了，拿了很多钱补贴生猪生产。
2008年，在安徽基层工作的一个朋友给我电话：“老李，我一个朋友走南风运，养猪30头，政府为了鼓励他多养猪，给了他180万的补贴。”朋友在电话中非常肯定地说：猪价至少会跌去一半。
不出这位朋友所料，从2008年底开始，猪肉价格逐步走低，到现在一棵白菜和一斤猪肉等值了。如此暴涨暴跌，完全超出了我既往的经验。
猪肉价格对供需变化是非常敏感的。生猪的价格弹性系数小于0.2，即：假如供给和需求的变量之差增1%，价格将下降5%；增10%，价格下降50%。
当猪肉价格暴涨时，一般情况下，政府最好不要作为。因为猪肉价格暴涨时，养猪是有利可图的，生猪生产在价格的引导下会自然恢复；如果此时政府补贴，无论是补贴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会导致生猪生产非正常增长，注定数月后肉价会暴跌。在猪肉价格暴涨时，政府可以在恢复母猪基地建设、生猪防疫和品种技术改良上做些己所能及的事；如果政府手上有猪肉储备，可在节假日时放出少量的储备肉。
当肉价暴跌时，一般是两种情况所致，一是需求锐减，往往是猪传染病和与猪相关的传染病流行所致；二是供给锐增，往往是政府补贴刺激生产后的结果。这个时候，政府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消除消费者的恐慌，努力使消费恢复正常；二是适当储备猪肉或增加猪肉出口。
补贴养猪大户、奖励工厂化养猪、奖励养猪大县、垄断性生猪屠宰、像储备粮食一样储备猪肉等等政策，都是值得三思的。
看得见的手
和生猪的价格弹性系数一样，很多大宗鲜活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都在0.3以下，因此，很少的过剩或短缺(10%)，都可能导致很大的价格波动(50%)。政府部门手上有权力，要是不懂这个道理，往往有可能加剧农产品的价格波动。
例如：当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政府同意台湾香蕉等水果进入大陆市场销售，海南、广州等地的农民出售香蕉的价格立刻暴跌到0.3元/斤。再如，从1985年以来，大宗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增产减收”成为常态，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控量、增质”，以帮助农民“增价、增收”。可政府老是“引导”农民调整结构、扩大生产(增产)，农民在农业领域的收入持续下降，全国各地砍了桃树种李树、砍了李树种梨树……折腾一直没有停止过，越调产量越高，越调越没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农民收入越调越低，甚至经常出现农民将政府主导种植的农产品堆满乡镇政府机关的群体性事件。
每每出现这样的事情，政府官员和专家们总是怪农民不懂市场。不是分散的数亿小农不懂市场，是农业进入“增产减收”阶段后，需要有“技术(增质)密集＋资金密集＋品牌密集＋组织密集”的政策，不应该长期坚持“调整接管＋增加产量”的农业政策。
欧美国家农业非常发达，但在世贸谈判中，总是因为欧美国家不愿意放弃农产品高补贴政策而不欢而散。因为欧美国家给本国农业企业即使是很少的出口补贴，也可以在短期内导致他国(目标国家)市场的某一产品的供应量大幅增长，可以使他国(特别是落后农业国)的众多生产者(动不动就是数百万人或数千万人或数亿人)因为价格暴跌而蒙受巨大损失；反之，如果占有他国某种农产品市场一定份额之后，突然减少其供应，也可以导致他国市场该种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暴涨，使众多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者)蒙受损失。
这种以很少代价导致别国某种农产品市场价格暴涨暴跌，并趁机控制他国该农产品产业链和市场份额的“市场竞争游戏”，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经常做的。如发达国家控制我国的大豆产业、永久占有我国豆制品市场份额和定价权，就是这样“自由竞争”得逞的。
之所以可以得逞，是农产品特性(价格弹性系数小)决定的，大宗农产品武器化将是未来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
政府应充分认识农产品的特性，科学制定农业发展政策，慎重实施农产品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李昌平）
